中国历史大案
[size=12px][size=5][color=blue]冒充总理签名诈骗案(1960)[/color][/size][size=4][color=darkgreen]170余字的伪造公函骗取了两麻袋的人民币，总理闻讯雷霆震怒。700万人一起上阵，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对着太阳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而诈骗犯则正忙着把人民币往火炉里塞……
两麻袋人民币被骗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钭哟?戳寺穑俊?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立案(1)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那个“￥”字，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字。
但专案组人员还是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三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立案(2)
第二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三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是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真是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时从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落网(1)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侦处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十多个侦查员来到李广桥南街蹲点。他们与当地的片警郝继民取得联系，要求他找个可X的地方做临时指挥部。
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附近的卫戍区招待所。他过去与招待所负责人老张就比较熟悉，郝继民把想找个临时落脚地方的意思说了。老张立即叫人把一个大会议室腾出来，抬来桌椅、床铺，并安装了两部电话机。热情的老张还专门派了两个服务员给侦查员们倒茶送烟。一个侦查员把电话安装、调试好，因此，临时指挥部具备了工作条件。
这时已近黄昏，刘处长说：“小郝，这个地方不错，不过还得请你帮助选几个能直接监视王倬家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郝继民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刚到李广桥街，就看见李大爷疑惑地注视着街道上的人，看见郝继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这天还没黑，又不是礼拜天，咱这地方也不是公园，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继民知道那是化妆的侦查员，就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继民带着侦查员到了李广桥东街粮店。这个粮店的门口正对着李广桥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须从这里经过，于是侦查员选择粮店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作为监视点。通过三个监视点，王倬家院内一切情况尽收眼底。侦查员不时向指挥部报告疑犯的消息：
301报告：一号对象今天早6点起床，一直在家活动。
302报告：今天早7时零5分，从院中出来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向东去了。经查车号，其中男的是一号对象。
303报告：一号对象和他妻子到鼓楼大街委托行出卖血压表和大衣，没卖成，又到东华门委托行也没卖成，随后又回到鼓楼委托行以47元的价钱卖出。
304报告：一号对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个储蓄所，19时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后，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监视着王倬的刘汉臣处长说：“搞来它！”立即有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垃圾回来。刘处长命令马上送去做技术鉴定。经过鉴定科长刘云启的检测，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王倬从他母亲的屋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后来，他又开锁进入那间没人住、门窗都挂着帘子的小屋，开了灯。
不一会儿又从小屋里出来，上了锁，又去了西屋厨房。
夜深了，院里被监视的王倬似乎预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如坐针毡。此时，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刘处长听完后放下电话，对赶来的市局闵局长说：“王倬的爱人睡在单位办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开灯，接了一个电话，没说上几句话就生气地挂断了。”
“王倬这边有什么动静？”闵局长立即问。刘汉臣回答说，王倬屋里的灯关了，院里的灯也熄了，没发现异常。
刘处长用眼神询问闵局长，闵局长也注视着他。刘处长说：“根据我们到手的证据，抓王倬没问题了。”闵局长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断地说：“零点行动！”
大家都跃跃欲试。刘处长把郝继民叫过来问：“王倬的屋里有没有隔断？”行动之前，刘处长必须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况估计到。
郝继民对此已经烂熟于心。他说：“两间房子由一堵墙分为里、外屋，王倬睡里屋。”刘处长又问，王倬屋子的门窗是风门，还是玻璃门？郝继民说是风门。
郝继民知道行动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刘处长他们人生地不熟，自己该多出主意。想到这里他说：“去年夏天下大雨时，王倬他家院门西墙有一段土墙给泡坍了一截，一直没修。”
“哦。”刘处长命令监视点核实，很快证实了郝继民的话。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闵局长站了起来：
“我看就零点动手！两个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带路，从坍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注意，要活的。抓获王倬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老刘，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汉臣处长点头同意，又给大家具体分了工。闵局长看了一下表，离行动时间很近了，命令发枪。大家每人领到了一支手枪和五发子弹。
零点整。闵局长下令：“出发！”
郝继民走在最前面，带着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断墙外，一个侦查员从后托了一下郝继民，他轻松地跳进院子，打开门，侦查员鱼贯而入。
落网(2)
郝继民带四个侦查员扑向王倬住的屋子。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
“搜！”刘汉臣处长下令。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
刘处长让郝继民去叫王倬母亲的房门。郝继民敲了半天门，屋里也没动静。再敲，屋里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门！”郝继民隔门叫孩子开灯。
灯开了，郝继民隔窗看见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任凭怎么叫门也一动不动。郝继民见状一脚踹开了门。
问什么，张可民也不答，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把郝继民气得够呛。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了。
天大亮了，赃款依然没找到。刘处长不甘心，让郝继民帮助去借铁锨、镐头等工具，他断定赃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个角落。
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说：“把这个炉子搬开，挖！”
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几捆人民币。再挖，没有了。显然这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赃款，还应该有一个地方藏着其余大量赃款。
刘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蜂窝煤被一层一层地搬开，许多双眼睛都盯着这里，把希望寄托在这里，因为除了这里，院子里已经无处可挖了，用郝继民的话说，院子被挖得都能种白薯了。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让郝继民找两个旁证的居民。郝继民快速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几个侦查员把苫布包袱拉了出来。刘处长说，把张可民带到坑边来！张可民不肯来，女侦查员把她架了过来。张可民到了坑边，看见了被挖出的包裹里的钱，又看看大坑，惊恐地咧开嘴哭了：“可别把我埋里边呀！”
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苫布包袱里的钱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随后侦查员又从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销毁了。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王倬的回忆(1)
王倬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王倬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心想发行10万20万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得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作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4日、15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前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前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7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15万元至20万元呢？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7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倬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像个大干部或像个大机关的干部，不管在哪里就畅行无阻。单位名称的来历，说实话，王倬也没仔细调查了解，蒙着来；自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工委这个词就不绝于广播和报端。宗教事务所是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推想出来的，何况王倬上下班每天都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前经过。
王倬的回忆(2)
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会儿班，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一看表，3点半。王倬找到处长，说，他母亲这两天身子骨不怎么合适，早就说瞅瞅，工作忙，就这么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误了，今天要是调得开，就准备带老太太上趟医院。说到这个份儿上，处长还能不答应？傍晚四点，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大约是4点10分。经过小厨房，老太太正在埋头做饭，王倬没惊动她。把自行车放在窗户下边，就进了屋。上大机关进大饭店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就是通行证。王倬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反正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王倬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老太太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王倬怎么又出去，王倬说有事，你别cao心。
5点30分王倬骑自行车来到西交民巷，等了10分钟，王倬就走进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门卫问是干什么的，王倬说是国务院的，送一个急件。警卫让王倬去传达室。王倬说传达室在哪儿，警卫一指，在院子东南角。进去一看，屋内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40来岁的传达员问明王倬是干啥的，当得知王倬的意图后，就指点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门往西，走进西边大门，才弄明白这边是总行办公的地方，东边是对外营业的。警卫问明来历，让王倬进大门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让王倬进里边找秘书室。到了秘书室，一见这里光线黯淡，王倬心中窃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过去。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行落款摆正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离开西交民巷，王倬又骑车来到民族文化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存了自行车，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一边往上走，他一边默默数着台阶，为的是缓解紧张的心理：这一步迈进去，等着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钞票，还是端枪亮铐的公安警察？这一切，王倬当时都来不及细想了。饭店一排三扇门，灯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转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40来岁。王倬心说不知这小子看不看证件。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一帮人，王倬稍稍迟缓一下，身后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来，这样王倬正好混在这帮人中间往里走。王倬成心侧着头，做出好像与他们互相关顾的样子，这是成心演给那些服务员看的，让他误认王倬同这帮人是一块儿的。从服务员面前经过时，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皱皱眉头，对出入转门的人太多表示不满，好像他是多大的干部，不习惯这种人多拥挤的场合。就这样王倬轻而易举地进了民族饭店。这时是6点20分左右。
进门就是前厅，右侧有个存衣处，王倬把大衣脱下，存在存衣处里。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脸的姑娘接过大衣，递给王倬一个塑料的取衣牌，并且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嘱咐说：“您拿好。”王倬也没说声谢，像大干部那样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就走向前厅的大沙发上坐下。四周环视，熟悉一下场地，然后起身到总服务台前以总理办公室的口气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电话挂了后，王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方口气谦恭而肯定，完全听不出有什么怀疑打什么埋伏。看来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会儿，王倬打电话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王倬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王倬决定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后来王倬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就这么一直等到7点。
7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30来岁，男的，一个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王倬心里说，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送来。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钭哟?戳寺穑俊蓖踬舅底盘统龈怯小白芾戆旃?医樯茏ㄓ谩庇≌碌慕樯苄牛??强春螅?吞Ы?戳礁雎榇??担骸叭?谡舛?病！蓖踬居指?怂?且桓鍪仗酰???俏瘴帐郑?顾担骸靶量嗔耍?恍唬 ?br />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两个麻袋就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王倬问还得等多少时间，对方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王倬说我是国务院的，对方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王倬心里着急起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于是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地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法门儿。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王倬说，“劳驾您给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王倬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于是，王倬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王倬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40多岁的服务员还给王倬帮忙，替王倬推开了门。王倬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架到车座上。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1个小时零40分钟。
王倬的回忆(3)
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车放在窗脚，先到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王倬哪儿去了，王倬说开会去了，等到10点半，估摸母亲、孩子们都睡了，王倬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王倬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王倬母亲进来了，王倬说妈您还没睡？她问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王倬借了多少，借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几千？王倬还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王倬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王倬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王倬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王倬的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王倬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他冷不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默默寂寂是烤什么呢？”王倬听了一惊，慌忙回答：“没、没考虑什么。”大伙儿听了一阵笑。
机关反右倾，都写大字报，王倬不敢写，怕认出字迹。同事问王倬：“老王，你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吓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费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这时候王倬越想这事越要坏菜，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王倬拿出100元钱给母亲：“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可孝顺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亲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看老人那伤心的样儿，王倬也哭了。
100块钱，老人没敢花。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只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2000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钱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已经与丈夫貌合神离好长时间了，可以说，案发前她对王倬已经没有了感情。至于王倬的惊天大案，是否与他们夫妻关系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她后来回忆，王倬作案后，她的单位也传达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说吃饺子吧。王倬和母亲只顾包饺子，谁也不搭话。王倬一个饺子也没吃，只喝了几碗饺子汤。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依旧生活在那个院子里，直至1993年房屋拆迁为止。[/color][/size][/size] [size=12px][size=5][color=blue]中国反谍第一案(1950)[/color][/size]
[size=4] 一封普通的挂号信,暴露了一起炮轰天安门、袭击中国领导人的阴谋。这件案子在当时是那么地令人惊愕、气愤；间谍被枪决后，国人又是那么地扬眉吐气。
半年世纪后，一些人用现在的思维回过头再看那个案子，就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是，只要你尊重历史，把案子放到当时国内国际的大环境里去思考，你会依然相信当年对这个案子所作出的结论。
一封特挂信
1950年9月27日，晴，北京的东单大街一早就已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上午大约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件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
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见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拉低了一下礼帽，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
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狄飞处长面前。从字面上看此信似乎只是一封购销通知。
信件的投送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
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经过秘密检查，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一切并无异样之处，但狄飞处长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器?
再看信中，除有以购买灭火机为内容的信笺之外，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并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目标：从御河桥上放的灭火机上，一条又粗又黑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
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拍照后他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此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天安门处在危险之中。今天是9月27日，再过四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的那个“发货”日。他们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大家不敢往下想了，但随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
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分析得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华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同志又说：“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德、意、日的再次联合
其实，早在1950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国际间谍的材料，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经过对大量资料的查阅和可疑人员的排查，目标很快锁定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通过对“美国新闻处”多日观察，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
李安东，意大利人，又名汤尼，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7号。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此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1923年至1924年在天津开办意亚公司，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1934年，他任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多次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进大批飞机。“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在华北各地区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所下达的间谍任务，并在包尔德指示下，收罗了日本、德国等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人，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6号。1938年，他来到青岛，历任日伪“华北航业协会”及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门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提供给日本海军省。1948年，他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他曾直接接受过包尔德下达的间谍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纳斯，德国人，曾是德国纳粹党徒，住北京市第二区甘雨胡同丙17号。1938年，他来到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他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甘纳斯充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电气工程师，同时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他公开的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此车供他使用，工人只X平时修理汽车的钱作为开销费用。
哲立，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宫豆腐坊15号。1921年，他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1943年起，他为日本侵略军做谍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俄国女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他现在是无业的侨民。
马力悦，意大利人，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主教。1946年马力悦来到中国后不久，李安东便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为其提供中国的情报。北京解放后，马力悦继续为李安东提供服务，天主教堂这块神圣的净土成为李安东等人隐匿武器的罪恶之地。
随着调查的深入，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滤出了东交民巷一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她也就是寄信的那个女人。侦查人员迅速对上述人员进行了布控。
香港来的女“特使”
就在侦查员对李安东等进行全面监控的时候，一个从香港来的女人进入了大家的视线。1950年9月25曰，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女人，走进了哲立的住所。不一会，派到哲立家做“杂役”的“特情”人员刘锋打开了门，送走了这位女子，然后又暗示给在路对面修鞋的侦查员辛立学。
辛立学又用力猛敲修鞋工具，示意给远处的侦查员沈继宗盯住这个目标。
下午4时，在跟踪中很善于“走位”盯梢的侦查员沈继宗返回侦查科向曹纯之汇报，经过跟踪调查，该女子叫程梦，住北京迺兹府大街770号，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从校方调查得知，北京解放前夕，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曾单独跟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习钢琴。
曹纯之判断：程梦是来找哲立接头的，但她不是真正的接头人，她背后还有人。不出所料，经居委会介绍：程梦的大姐程娜最近从香港来京探亲，报了临时户口。程娜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她丈夫是个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曾与包尔德有过交往。
这个情况的出现使侦查人员意识到，包尔德与李安东等一定在密谋策划这一件大阴谋。曹纯之当即决定，派侦查员辛立学、沈继宗和侦查翻译张宝英到程娜住处执行秘密搜查任务。
侦查人员迅速赶到程娜住处，说明了来意，并希望她给予配合，但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搜查不能进行。
曹纯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驱车赶到。他威严的目光使程娜感到恐慌。曹纯之问了程娜的名字后，环视屋内各处，突然手指梳妆台问：“这个检查了没有？”
“没有。”张宝英回答说。
“检查！”
张宝英拉开梳妆台的小柜子，只见里面有一个精巧的美国产的脂粉盒。一打开，从粉底下露出半截名片，上边印着英文字母。
曹纯之对张宝英说：“你这个英语专家，看看是谁的名片。”
“是原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尔德的。”
曹纯之严肃而直截了当地对程娜、程梦说：“包尔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他的秘密身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关的负责人。你们受包尔德的指示到我们中国首都来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条，就是罪证！”
心中有鬼的程氏姐妹一时缄默不语。
过一会，程娜向曹纯之说：“我这次来是看母亲的，受丈夫的朋友包尔德的委托，以半截名片为凭，请哲立先生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芙娜存放在我妹妹家里的钢琴。妹妹已经和哲立联系了。”
“卖钢琴？霍尔瓦特•伊芙娜和哲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夫妻，都有权卖自己的钢琴，还用得着包尔德作主吗？包尔德叫你们和哲立去对半截名片，表示接上了关系，这里有重大阴谋吧！”
“这是我先生叫我这么做的，这里没有什么文章。”程娜连连解释说。
“卖钢琴，写几个字就行了，对名片干什么！你要老实交代！”
“他让我代问哲立好，并告诉他我们的洋行银根紧，生意不太好！”
“这就说对了。哲立不是资本家，你们洋行银根紧不紧，与哲立说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你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吧？”
程娜摇摇头。
“这是间谍用的语言，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先生是那种人，害得我不知不觉犯了罪。”说着，程娜哭了起来。
当晚，曹纯之把程娜接到公安部。
“请坐！到这里来，就是客人。”曹纯之客气地说，“你到这里来会更安全，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我保证你高高兴兴、安然无恙地回香港。”
程娜看到曹纯之原来是这样平易近人的人，对自己这样信任，有些哽咽了，说：“我是中国人，愿意做对祖国有利的事。那么，以后怎么联系呢？”
“我打算让程梦做你的联系人，好吗？”
程娜点了点头。
曹纯之随后又命令程娜：“你明天按约定的时间去见哲立，按包尔德的要求去做，然后按时回香港。在北京哪里也不要走动，谁也不要接触。不听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程娜笑着答应：“曹先生，请放心。一定照办！”
惊天大阴谋
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里，程娜按照曹纯之的指示，把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
哲立接过名片，十分欣喜，感到一切都在按原计划进行着。然后，他驾驶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快地来到李安东的住处。
想入非非的李安东，正急切地等待着包尔德从香港派人送来的联络暗号。只要对上名片，就等于包尔德向他们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将信息反馈回去，向日本东京美国监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这样，他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要实施了。
原来，1949年当包尔德狼狈逃离大陆前，曾与李安东有次密谈。在密谈中李安东毫不掩饰地说：“我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手榴弹等武器。”
包尔德敏感地追问：“你们准备怎样使用这些武器？”
“我计划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政府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
包尔德试探性地恫吓说：“这样做是冒险行为！”
“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立刻向他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事成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此次包尔德正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诺万的授意下，通过程娜向李安东发出行动信号的。
哲立的到来，圆了李安东的梦。他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截名片，又迅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意文书，从书皮的折叠处取出另一半名片，然后，在带有光学装置的检测镜下仔细辨认：“OK，联络暗号完全准确！”
哲立走近前，仔细地看了看：“很可X，是包尔德上校的名片！”
李安东浅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凶光，命令道：“你立刻就去告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傍晚，山口隆一开车向东交民巷驶去，几分钟后，来到东交民巷后的一条街停下。下车后，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匆匆走进使馆区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
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尔德在北京时，就与这个女人常来常往。包尔德为了职业的需要，用金钱收买了她，她成为为包尔德传递情报的人。
山口隆一来到了伊拉克女人的家，两人谈笑风生，暧昧之语不绝于耳。一会儿，山口隆一顺手递给她一个袋子：“这是1000美元！”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件：“明天早晨就到东单国际邮局快件发出！”
伊拉克女人欣然应允了。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一网打尽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广祥处长一到公安部便向曹纯之交了底：“彭真同志定了，要求国庆前破案。我看明天行动吧！”
曹纯之接受任务后，马上做出部署：
一、通知五局，加强天安门的防卫措施，确保天安门的保安检查，增派武装暗哨守住天安门，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监视外国间谍的侦查员一律换成有经验的老侦查员，决不允许在关键时刻出纰漏。
三、邮检控制与“特情深入”，一个共同任务，就是继续抓证据。
刚从外地返回北京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刚下车就到了侦查科。听了这一大案进展情况的简要汇报后，很高兴，并指示李广祥处长说：“马上集中京、津、冀、沈阳的优秀侦查员到公安部，共同参加破案，在国庆前打个歼灭战，这是训练专业侦查队伍的最好时机。让那些笑我们有能力夺取大城市而没有能力管好大城市的预言家们自叹可悲吧！”
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精神抖擞地集合好了。
上午7时，李国祥按时到达。他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查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随着“轰、轰、轰”的一阵引擎发动声，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仿佛具有预感一样，突然感到莫名的躁热和不安。他经过思索后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
甘纳斯匆匆穿上西装，拎起天蓝色皮箱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早有准备地说：“到哪里去？汽车不好发动！”
“有什么问题？”甘纳斯不满地问。
“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由于紧张，司机显得有些惊慌。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接着扑上去扭住了他的胳膊。
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这就是你要去的天津，你被捕了！”
甘纳斯吱吱哇哇地大声嚷嚷着：“你们是什么人？敢闯入我们外国人的住宅？”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
“我没有罪！我是合法的侨民，凭什么逮捕我！”
“既然犯下滔天罪行，就别想逃跑，逃跑就是罪！”
“我没有罪，我是商人！”
“商人手持凶器，还说无罪吗？”
甘纳斯一时不知如何狡辩，即被押上车去。
几天来，山口隆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断地调节情绪，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地回到日本……
清晨，他正在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他清醒了。
这时，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迅速起身欲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
“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
山口隆一歪着头，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
山口隆一十分惊恐，心想：中共的侦查员真厉害！
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山口隆一低头不语，脸色发黄，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阴谋会完全败露。
9月28日，李安东超常规地起得很早。
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的“罗马教廷”。刚要走，他的姘妇加萨琳拉住他的手，说：“为防万一，还是让山口隆一和哲立去取，让他们做一次假行动，然后你再亲自去取。”
“你太过分小心了吧！”李安东推开姘妇的手。
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李安东平时最信赖的“杂役”，即公安部门派去的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
“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一愣之间，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最后的挣扎(1)
正当侦查员们为间谍的相继落网而欢欣鼓舞之时，辛立学却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地问道：“什么？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
李安东是这次破案的重点，如果搜不出犯罪证据，事关重大！
曹纯之心急火燎地戴好军帽，拔腿就要出发。
正当他一步门里一步门外的时候，保定市公安局的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
“听说曹局长又在破大案，来看看！”韩复光还是那种风风火火、爽爽快快的样子，显得特别亲热。曹纯之一见韩复光，转忧为喜地说：“老兄来得正好，你还看什么？今天不谈别的事，你马上参战！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被突如其来的任务一惊：“哟！在什么地方？”“有侦查员领你去，快上车，快走，快走！我这就打电话去，现场由你统一指挥！”小车箭一般地驶出公安部大门。
韩复光赶到现场时，侦查员们正在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韩复光拿起一叠资料敏锐地看了看，对张宝英说：“赶快弄清楚材料的性质！”大量的意文材料需要马上检查。韩复光给曹纯之打电话：“伙计，我看是情报底稿，请再派一名意文翻译来，赶快来！”
经过抽查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晋东铁矿资源分析》底稿，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这完全是间谍活动！”说完，韩复光又给曹纯之打电话：“果然不出所料，经过翻译检查鉴定，大都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机密！”曹纯之高兴地回话：“老兄，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真是一点不假呀……”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竖着两道剑眉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W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不明白先生所说的政治、军事情报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你发的新闻，正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军事情报，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军事情报！”
“先生，我不知你是否知道情报和新闻是一样的概念和解释，在英文里是同一用语。”李安东认为韩复光不懂英文，故意狡辩为难他。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
“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W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没想到，李安东以学者的口吻讥讽张宝英说：“小姐，你的解释未免太肤浅了。”可他自己又说不出什么根据。
韩复光见李安东仍然不服气的样子，便温和地说：“李安东先生，我们并不否认情报和机密都含有新闻价值的成分，或者被易于当做‘最新消息’报道出去。但是，你既然说是新闻，那么你发给哪个通讯社、哪个电台了？有新闻单位的证据没有？”
李安东依然狡辩道：“对外发布中国的新闻，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你们无权干涉！”
“怎么能说无权干涉呢？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布新闻的办法规定：属于国防、军事和公安机密者、属于外交、财经机密者一律不得作为新闻发表。我想每个国家对新闻的管理都会奉行这样的原则的！”
“在西方，新闻是自由的！”
侦查员们用机敏的眼光搜索着每一个被认为容易隐藏罪证的角落。
李安东目光流露出不屑一顾，似乎在说，你们的搜查是徒劳的。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还没有抓住他犯罪的证据。而中国政府一贯是笃信证据这一条的。再说，那些证据像变魔术般被巧妙地分散隐蔽起来。作为局外人，任凭你有天大本事，也难以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由于缺乏有关武器的常识，不在意地把它掷在了一边。
韩复光听见书房内“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警觉地走过去。
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专门学习过中外军械知识，对武器有特别的研究。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立刻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
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曹纯之沉静而响亮地回答：“好！你再继续搜查，寻找证据！”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奉命前来搜查的侦查员敲开笼罩着肃穆气氛的教堂北屋大厅。马力悦身披主教大衣，看见几个侦查员，便立刻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们找谁？”
“你叫什么名字？”侦查员反问道。
“我叫马力悦，是这里的主教！”
“我们是公安部的，因公务需要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住宅。”侦查员敏捷地出示了搜查证。
最后的挣扎(2)
马力悦显得很不自然，又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
“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马力悦带着威胁的口吻，注视来者。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马力悦闭口无言，喘了喘气，斜视了对方一眼。
侦查人员在民警和两名教堂人员的陪同下，对马力悦居住的北房西客厅进行搜查。果然，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
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马力悦教堂发现炮座、炮架等武器。”
“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
“立刻将炮座、炮架送到李安东家，当场鉴定！”
曹纯之刚放下电话，另一部电话铃声就响了。
派遣到李安东cao纵的东单大街“远东消防器材公司”搜查的外勤组侦查员沈继宗在现场报告：
“在仓库的消防器材中，发现了Stokes小型迫击炮的炮座、炮架、炮弹等。”
曹纯之异常兴奋地说：“就等你这句话了！”又问：“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该公司经理声称这是已经售出的货物，并在上面贴上了发货的标签，无理阻拦检查，还准备强行运走！”
“简直是胡闹！事情已经清楚了。你们马上将武器全部送李安东家的侦查现场，交韩复光同志！”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
当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抬到院子里时，李安东惊悸地上前阻挡。
韩复光把手一挥：“站住！”
随即，韩复光上前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金属撞击声，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
“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
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
“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美帝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size][/size] [size=12px][size=5][color=blue]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强jian杀人案(1983)[/color][/size]
[size=4][color=darkgreen] 10个十几岁的少年，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天之内连杀27人，强jian5人。一个月后“7•17”严打开始了……
杀戮(1)
1983年6 月16日，星期六。因为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但于洪杰上午9 点却仍在床上躺着。于洪杰是牙克石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4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后，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牙克石镇。于是他来到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牙克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19周岁，其它两人都是18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杨万春，刚满16周岁时，就因犯有惯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牙克石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杜小峰初中毕业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后，父亲给他在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的是20个雷管和1卷近30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的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16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下午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 个人歪着膀子斜着腿，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下午6 点钟的时候，四 人又在一间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又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15 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王玉生叫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在路上，他们碰上了17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的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刚满16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6 月16日晚上10点钟的时候回到位于牙克石西南方向的红旗沟农场。
到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的6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12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这个农场共有21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的全部是女的。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 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喝了下去。三轮一过，就有四 个人呕吐起来。
大约到了11点30分，半天没有说话的韩立军突然站起来，掏出身上常带的一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戳，说：“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敢不敢？”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响应，就连于洪杰也对韩立军的举动感到有些突然。韩立军见没有人响应，就又加大嗓门说：“没什么关系，我领着兄弟们干。”年仅15岁的王玉生壮着胆子说：“我不敢，那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他的话音刚落，韩立军一刀就刺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他妈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王玉生躲过刺来的这一刀，忙不迭地说：“我敢，我敢。”此时王玉生浑身哆嗦，面无血色。
这时于洪杰也拔出匕首站了起来。他和韩立军持刀一个个地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干，除了王守礼、李东东连问几次都坚持说不敢外，其他的人都表示敢。直到这时，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不相信真的要血染红旗沟，也不认为于洪杰、韩立军会真的杀人。
于洪杰见王守礼、李东东不敢参加他们血染红旗沟的行动，就叫他们两个上床躺下，并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就杀死他们。
杀戮(2)
此时杨万春从木工房找来的斧子和刨锛、凿子，还有菜刀，一一分发下去。于洪杰见凶器不够，就把屋里的木棒、酒瓶子、煤油灯座也作为凶器发了下去。
将近12点的时候，于洪杰挥着手中的凶器说，血染红旗沟现在开始。说完拉开门头一个走了出去，直奔走廊里头的10号宿舍。其它罪犯都紧跟其后，有的打着酒嗝，有的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往前走。
10号宿舍住的是农场职工潘亮和赵波，于洪杰推门进去，就朝潘亮的头部和胸部乱砍。旁边的赵波听到动静刚要坐起，就被刺中了脖子，紧接着就是一顿菜刀砍、斧头劈。
杀死了10号宿舍的潘亮和赵波后，在于洪杰、杨万春的带领下， 八个人又冲进了8号宿舍，杀死了50岁的场员王元章、22岁的农工孙贵和孙贵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孙友。
10号宿舍和8号宿舍的嘈杂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农场指导员王化忠。他披上衣服举着蜡烛，站在走廊里大声地问道：“哎，深更半夜的，你们吵吵什么？”听见王化忠的喊声，杨万春也来到走廊上。他见指导员举着蜡烛在走廊的另一头，脑子一转就大声地喊道：“妈拉个巴子都他妈的几点啦，统统地都回去睡觉。要不然指导员就过来了呀。”
王化忠也以为，他们还和往常一样，是喝了酒以后互相打打闹闹，就没有再往下想。他回屋里刚把蜡烛放到桌子上，门就被撞开。王化忠一见这伙人拿着滴着血的凶器冲了进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他马上跳起来，扑到柜前去拿枪（为了保护场员特别是女场员的安全，防备野猪祸害庄稼，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发生，林业设计院武装部门为知青农场配备了1支五六式步枪和30发子弹）。可是没等王化忠摸到枪，就被八 个人杀死在那里，这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人，来这里工作还不到20天的时间，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乱刀之下。杀死指导员王化忠后，于洪杰把那支步枪拿到自己的手里，把枪刺给了别人。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于洪杰等八人就把住在队部的所有男人全部杀死了。而后他们就从队部的后门来到食堂，准备去杀掉两位临时工吴文发和何俊民。
因为要过星期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食堂杀了一头猪，煮了不少的肉在锅里，所以睡在厨房里的吴文发和何俊民除了把门插上外，还用一根碗口粗的桦木棒把门顶住。于洪杰试探了几下都没有把门打开，杨万春见状，上前用力踢着门。里面的人被惊醒了，问道：“谁呀，干什么？”“干什么，指导员病啦，我给他找点开水。”杨万春回答说。吴文发刚把门打开，就被韩立军用枪刺刺倒在地上……
于洪杰叫杨万春和韩立军领着人继续血染红旗沟，他自己背着枪回到了宿舍。抽了两根烟后，他端着枪把住在1、2、4、7号宿舍的17名女场员叫醒，都集中到了2号宿舍，这是一间30平方米的较大的房间。事后，幸存下来的女场员说，当于洪杰等一开始行凶时，她们就被惊醒了，起先还以为于洪杰等人在打架，但很快就从他们的吵闹和言语中知道了他们在杀人。但17名女场员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劝说和制止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躲在被窝里不敢说话也不敢动。
而杨万春、韩立军等七人则直奔只有七八平方米的菜园小屋。小屋的门没有关，只有一个纸粘成的门帘挡在那里，杨万春等七人一进屋，鲁文才就被惊醒了。他一扭身就坐了起来，厉声问道：“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就挨了一刀。60多岁的鲁文才小时候见过胡子（土匪），此时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叫“有胡子”，一边掀起小炕桌砸了过去。
可惜屋子太窄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对方又人多势众，没等鲁文才把小炕桌砸过去，就被对方夺了下来。鲁文才手中什么也没有，只好龟缩在炕角。杨万春、韩立军跳上炕去，对着鲁文才一顿砍杀，把他从额头到下巴砍得如同肉酱一样。与鲁文才同住的胡喜成听鲁文才喊有胡子，可没容他坐起来，就被当头一棒打趴下了，紧接着胸部、腹部就被连刺数刀，痛苦地呻吟了几声就断了气。
从菜园小屋出来，韩立军等人正要回队部，被杨万春拽住。杨万春说：“先别回去，还有老杨家。”说完，杨万春就领韩立军等向距农场几百米之外的单门独户的杨相成家奔去，杀死了40多岁的杨相成，还有他的媳妇、两个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和老杨年过七旬的双亲。
仅仅1个多小时的时间，红旗沟农场的16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被于洪杰等全部残忍地杀害了。从杨家出来后，杨万春和韩立军等来到了女场员住的1、2号宿舍。
休息了一会之后，在杨万春的提议下，他们又到各个房间去补刀。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又都回到了1号宿舍，于洪杰找来了纸和笔，写起了遗书。其它人纷纷效仿，最后只有于洪杰算是写完了，韩立军抄了一份。他俩把遗书交给了女场员赵丁枝。
在于洪杰的指使下，韩立军带着几个恶魔挨个房间翻箱倒柜，对死者也一个个地搜身，手表、钱、粮票，凡是他们认为有用的、值钱的都要，将公私财物洗劫一空。
于洪杰自己则带着几个人去砸农场的仓库，把全部的4 箱硝氨炸药都搬到了1号宿舍，接上了杨万春带来的雷管和导火索。随后于洪杰又叫人搞点汽油来。杨万春带人拎了几桶汽油，于洪杰嫌少大骂他们不会办事，成不了大气候。杨万春见状干脆带人把仓库里的五六桶汽油全部滚到一号宿舍，并且把盖拧开，准备和红旗沟农场同归于尽。
杀戮(3)
17日早晨5 点钟于洪杰等人又把17名女知青押到了农场后面100多米以外的大菜窖，随后把王守礼、李东东也押了过去，把他们分别捆绑在菜窖的立柱上。于洪杰叫人把菜窖的大铁门锁上，而后回到6号宿舍。于洪杰叫韩立军到食堂找了些下酒菜，一边吃喝一边等着队长何景增被杀死。
40多岁的何景增16号下午被骡子踢伤，去牙克石治眼睛，顺便回了趟家，吃完晚饭他就要走，可是硬叫老婆给拉住了，非叫他第二天吃完早饭再回去。就这样，他逃脱了这致命的一劫。
8 点多钟，附近生产队的放牧员，60多岁的李彦堂，骑马来到农场，想告诉农场的人把自己的牲口拴好。就在他刚一下马的当口就被躲藏在两扇门后面的韩立军、王玉生、李亮明、张光祖一拥而上，连刺带砍，杀死在地上。11点钟，暖泉生产队的社员鲁铁成、刘占山、于洪利三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来知青农场借柴油，也被于洪杰等人当场杀死。
强jian(1)
从早上五六点钟，到下午的1点多钟，在这长达六 个小时的时间里，于洪杰等人谁也没再到100多米以外的大菜窖看一眼。被关押在菜窖里的17 名女知青以及被捆在柱子上的李东东和王守礼有足够的时间逃跑、报案。可惜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提议，更没有一个带头。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韩立军和杨万春三人又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处理关押在大菜窖里的17名女青年。韩立军首先说，把有仇的、和咱们不太对劲的都杀掉，剩下的就都全放了吧。杨万春听了以后冷笑说：“看你那点胆量，连个女人也不如。还剩什么剩，连他妈的两岁的孩子都杀了，别说她们了。事情都干到这份上啦，反正也没我们好果子吃，我的意见是把所有的女人全部杀掉，一个活口也不留。”于洪杰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这时候杜小峰和张光祖提出要下山。一个人的理由是下午要回砖厂上班，一个是一天多没有回家了。于洪杰假装同意，并叫韩立军给了他俩几十块钱——所有抢劫来的钱都在韩立军和杨万春手中保管着。杜小峰和张光祖接过钱正要转身离去，于洪杰就把枪端了起来。两个人一看不妙急忙躲到一边。枪响了，两个人吓坏了，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乞求饶命，表示坚决不走，决不单独下山，和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在其它人的劝说下，于洪杰才饶了他们。随后他又把枪交给了杜小峰和张光祖，叫他们两个负责监视大路上的情况，发现问题随时向他报告，说完就带着其他人去了大菜窖。
杜小峰抱着枪和张光祖惊魂未定像个泥胎似的坐在屋里，通过刚才的惊吓，两个人这才从恶梦中醒来，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两个人简短地商议了一下，就把枪扔下了，骑上李彦堂死前拴在院子里的那匹马，匆匆忙忙落荒而逃。
随着大铁门的一阵响动，于洪杰出现在大门口，他一本正经地说：“咱们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工人的孩子，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各位大姐、小妹，不瞒你们说，我们干了一件大事，但是与你们无关，我是从来不伤害女人的。现在我们开始点名，点名的留下，没有被点名的出去，咱们到宿舍去研究点事。”说完他点了三个女场员的名字，杨万春点了三个，韩立军点了两个。没有被点名的女场员差不多都顺溜溜的跟着于洪杰等罪犯出了大菜窖，只有18岁的杜娟红没有出去。从于洪杰等罪犯一进菜窖，杜娟红就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盘算着，如果发生了某些情况自己该怎么办。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女场员中岁数比较小，长得又比较漂亮。
杜娟红发现凡是被叫到名字的女场员都是比较会来事的，平日里和他们三人的关系就比较好。她想于洪杰等人肯定不会放过没被点名的那几个人，至于他们要干什么，她不敢往下想。她下定决心，拿定主意一定要留在大菜窖里，绝不出去。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三人也没有注意到，留在菜窖中的女知青，还有没被点名的杜娟红。就这样，18岁的杜娟红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大胆”地“反抗”了一下，就避免了被jian、被杀的悲惨下场。
于洪杰把吴秀丽、王小凤、白洁、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以及贺金花、贺银花姐妹俩共八人带回了没有死人的2号宿舍。杨万春把李东东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8号宿舍。
22岁的吴秀丽一进2号宿舍就感觉到了死亡的来临，当于洪杰把她父亲吴文发已经被他们杀死的消息告诉她后，吴秀丽先是一惊，而后就扑通一声跪在于洪杰面前，一边哭，一边哀求。在吴秀丽的苦苦哀求下，于洪杰把她领到了食堂，吴秀丽见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吴文发后，扑到父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起来。几分钟后，于洪杰把吴秀丽揪起来送回了大菜窖。杨万春则带着包达山来到了8号宿舍用杜小峰扔下的步枪打死了李东东。
杨万春回到2号宿舍后，见于洪杰不在，就对李亮明、王玉生、包达山说：“弟兄们，这些娘们反正也活不成啦，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今天随便整。”
杨万春说完就把长得白白净净的白洁摁倒在床上，其它人也不甘落后，纷纷上前拉扯另外几个女场员。七 名女场员此时连一点反抗和哀求也没有，只是任凭恶魔摆布，有的在极端的恐惧中甚至主动脱下自己的衣服。
杨万春强jian了白洁以后，又对王小凤施实了强jian。有三名女场员因为正在例假期间，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可也被脱光衣服羞辱了一番。
于洪杰把吴秀丽送到大菜窖后，见韩立军在那里和女知青们说着什么，就也参加了进去。在王守礼的再三哀求下，于洪杰把他从柱子上解了下来。被绑在柱子上十几个小时的王守礼，在地上趴了半天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在于洪杰的指使下，他一会去观察情况，一会到杨万春那里拿枪拿子弹。他这时既可以脱离现场，也有报警的机会和条件，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怕于洪杰连他也杀了。
大约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敬了女场员每人一支烟一杯酒，又带头唱了一首名叫《监狱之歌》的歌曲，放走了除庄春艳以外的九 名女场员后，于洪杰背上枪带着王守礼到了2号宿舍，韩立军和平时跟他比较要好的庄春艳继续呆在菜窖里。
强jian(2)
杨万春见于洪杰进来，就小声地对于洪杰说，他已经把李东东杀了。于洪杰听了没有任何反应，当他听说女场员也都被他们几个人强jian了的时候，立即勃然大怒，王小凤见状也壮着胆子向于洪杰诉说被强jian一事。
于洪杰训斥杨万春说，“你们这些畜牲、王八蛋，居然背着我干下了这种可耻的事情。你们还叫人吗？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你们破坏了我的名声，毁了我的威信，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于洪杰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枪口对着杨万春等人。杨万春见于洪杰把枪口对准了他，心里顿时害怕起来，没想到对多年的朋友，于洪杰也会翻脸。狡猾的杨万春此时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咒骂自己不是人是牲口，一边悄悄地向门口移动。趁于洪杰不注意的时候，拉上了离门口最近的包达山，一块逃离了红旗沟。
2号宿舍这时只剩下了于洪杰、李亮明、王玉生三个恶魔，以及王守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七 名女场员还不知道夺门而逃，也不进行反抗，只是一个劲地求饶，恳求于洪杰不要杀了她们。趁着屋里一片乱哄哄的，王守礼逃走了。
于洪杰看着王小凤那几乎裸露的丰满身子寻思了一会，说，是那帮畜牲糟蹋了你，叫你受委屈了，怪可怜的。这样吧，你先到隔壁的1号宿舍去。王小凤一听，忙不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哭带笑的说了不少感恩的话，跌跌绊绊地走了出去。剩下的六 名女场员见状也拼命的向于洪杰乞求，乞求于洪杰放她们一条生路。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于洪杰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于三虽然吃喝赌，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还没少干，但我于三可从来没有干强jian女人的事。干这种事的人是畜牲，不是他妈的人养的。虽然你们被他们给玩了，给强jian了，但丢人的是我，你们活着我也说不清楚。”
于洪杰置女场员的哭喊哀求于不顾，把枪交给李亮明，叫他来杀死这6 名女场员。李亮明在于洪杰的逼视下，哆哆嗦嗦的打了几枪，把贺金花、贺银花和白洁打倒在地上。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床底下，于洪杰从李亮明手里拿过枪蹲在地上把钻在床下的三名女场员开枪打死。而后二话不说把枪交给了李亮明，自己去了1号宿舍。于洪杰一走，李亮明携枪和王玉生也逃离了杀人现场。
尽管1号宿舍就王小凤一个人，隔壁的哀求声、哭叫声、枪声又全都传进了她的耳朵，可她还是不跑，而是躲在床上。王小凤见于洪杰进来，惊恐得浑身哆嗦成一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洪杰连门也没关，就忙着脱衣服。王小凤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为了保住性命，她用颤抖的手主动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顺从地躺在床上，任凭于洪杰强暴。
于洪杰强jian完王小凤以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他又把王小凤带回了大菜窖。韩立军和庄春艳还呆在那里。于洪杰和韩立军商量了几句，放走了惊魂未定的王小凤和忐忑不安的庄春艳。
于洪杰和韩立军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1号宿舍，把汽油桶推倒，把桶里的汽油向四处泼洒。一切都准备好了，韩立军在抽烟时，引燃了汽油，燃烧的汽油又引爆了炸药。韩立军当即被炸得身首异处一命呜呼，站在门口的于洪杰被汽油烧成重伤。
吴秀丽等九名女场员被于洪杰等人放了以后，先是默默地走着，但是没走几步就一下子狂奔起来。她们在极端的恐惧刺激下，精神已经崩溃。
下午4 点多钟的时候，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的女场员嘴里知道红旗沟农场发生特大杀人案的消息。牙克石林业公安处和喜桂图旗公安局的大批警察以及武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身负重伤的于洪杰在现场被捕，4 点50分李亮明和王守礼在家中被捕，5 点20分包达山、张光祖在牙克石火车站被捕。
杨万春在火车上碰上了杜小峰和王玉生，就带着他俩逃到了河南省赞皇县的一个亲戚家。杨万春的亲戚对他和另外两人的到来虽然感到突然，但没有想得太多。在杨万春的要求下，又把他们领到麦田割麦子。
河南警方早已接到公安部的情况通报，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的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杨万春终于落网。
6•16凶杀案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一时间，牙克石镇、喜桂图旗以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演绎成叛乱、暴动，把27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上千人地被杀，以致到牙克石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
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过审判后只有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韩立军已死亡，其它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在6•16案件中，8 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这27人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19人，女性8 人，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jian、轮jian。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而从6•16案件到邓小平同志签发的7•17指示（当时严打斗争的领导机构都称为7•17指挥部）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曾几何时，围绕着这兄弟两人，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多的议论、猜想和传说：什么弟弟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他们是因生活所迫，这一次作案呀，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什么他们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color][/size][/size] [size=5][color=#ff0000]王家兄弟案发除夕
[/color][/size] [size=4][color=blue]1983年2月12日，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
由于是大年三十，中午军医院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所以军医院的大楼、松林、院落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跟在其后十几米，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恰巧此时，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因打算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吴永春见这两人十分陌生，正感纳闷之际，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马上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周化民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问：“那两个人在哪儿？”
吴永春看到的大个子青年站在俱乐部门前，刚才穿着的黄军装上衣，已换成了蓝上衣。那耸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他看起来十分可疑。
周化民又找来汽车司机毕继兵等几个战友，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见此情景想转身避开，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喝道：“站住！”他们把大个子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30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到医院里来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高个子，他身体瘦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耷拉着，说话轻声细语。
“哪个单位的？”“汽车制造厂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
吴永春突然想起失踪的小个子，便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扫视着大院。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装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个劲地左探右望。“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立即从车里蹿出，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小个子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吴永春低头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整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偷了小卖部。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于是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而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
此时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都闻讯赶来。刘福山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3条凤凰牌香烟外，还有1把钳子，还有1000多元现金、30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小卖部的人员赶来确认，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福山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福山脸色骤变。这时，小个子突然全身颤抖，发出野兽般的“嗷嗷”声。
此时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砰砰”几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一愣。卢文成快步走出住院处，想要看个究竟。一出门，就被手拿五四手枪的大个子击倒在地。
刘福山一看情况危急，便喊着：“坏人行凶，赶快对付！”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cao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维金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举枪便射，孙维金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福山举铁架砸向大个子，大个子一斜身子向刘福山开枪。刘福山被子弹击中，慢慢地倒在血泊中。
吴永春和毕继兵此时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大个子不便射击。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凶犯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但刚入伍的毕继兵经验不足，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大个子抓住机会击中，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一枪击中。脱身后，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又是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艰难地走出大楼，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王家兄弟案发除夕(2)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逃亡(1)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
其实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外，他比老二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袄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的子弹。1978年6月他在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说：“已弄到子弹100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盗枪案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5颗手榴弹。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因此此次案发后王宗玮决定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出境。
2月15日晚9点钟左右，第四十七次列车驶入湖南省衡阳市以南40里的西里坪地区。由于正值春节，为了严防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乘务员们开始检查旅客们的包裹。检查到２２号车厢时，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X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起身应道：“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面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一面招呼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从睡梦惊醒后一愣。在这紧张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大个子的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小个子趁机拿起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X背地站着，大声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溜，到门口，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人遗憾的是，司机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火车缓缓停了下来。小个子立即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紧接着跳下火车。两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急急忙忙地向南奔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的踪迹。
第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两人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更为有价值的是，在车厢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染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迅速进行技术检验，认定第四十七次列车上的两枚弹壳，与12日在沈阳军医院作案现场拾到的13枚弹壳，是从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对车门玻璃上留下的血迹进行血型等分析、化验，证明是罪犯王宗王方的血。这样，就证据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的几位局长立即汇聚到值班室，并做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午夜12点，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控制“二王”活动地区，组织力量，在衡阳一带展开围捕工作。
2月16日凌晨，衡阳市公安局接到追捕“二王”的命令后，冒雨派兵布阵，在市区以外西里坪的几个通路方向设下两道哨卡，准备把罪犯截歼在郊外。
可是狡猾的王氏兄弟，在公安人员设卡堵截之前，就已经扒乘货车进入衡阳市区了。16日凌晨两点，衡阳市冶金医院的夜间值班接治了一高一矮两个求医者。他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每人提着一个人造革黑色提包。小个子左手托着受伤的右手，坐在医生对面请求治疗。大个子一直站在房中暗处，目光斜睨，瞄着门外。
逃亡(2)
医生给小个子检查伤势，只见他右手虎口裂开，无名指的伤口又深又长，护士领他到手术室，清洗后作了缝合手术。虎口缝了一针，无名指缝了两针，右手包扎上纱布，随后他们付款并离开了诊室。
17日早晨7点30分，冶金医院的职工上班后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发现三张办公桌合并在一起，墙上的一块塑料薄膜垫在桌子上，窗户用花纹纸遮蔽着，一条毛巾，两个口杯丢失，在桌子底下拾到散失的15元人民币。这一切说明夜里曾有人在这里偷宿，清晨来不及清理就逃走了。
事后经过认照片和从获得的物品中辨认，警方确认在冶金医院求医一高一矮两个人，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可惜，当得知“二王”在市区的消息时，衡阳市公安部门的侦破主力还在郊区紧张搜寻。衡阳公安人员到现场后，听到群众反映，看到两个跳车人向车行前方走去，奔向耒阳。耒阳在西里坪以南，衡阳在西里坪以北，于是追捕队伍马上南移，并在耒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可是“二王”在佯作前行之后，出乎常理地转身回返，直奔衡阳，他们在行动开始的时候，成功地迷惑了公安部门的视线。
上午9点45分，衡阳冶金机械厂的职工们度过春节假期后，头一天上班。厂子里新竣工的八栋职工住宅已经分配给职工，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他们到了六楼，一推门，门锁着，便找来工地值班员赵炎霖开门。门开后，他们吃了一惊，原来有两个青年男子，坐在地下的门板上，正在吃东西。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就听厂保卫处传达了“二王”流窜到衡阳地区的消息，此时两人听说话又是东北口音，她马上警觉起来。伍国英还注意到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兜上有铜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色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包子、蛋糕。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查看后才发现原来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观察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从裤兜里露出手枪把。她断定他们就是那一对凶恶的逃窜犯，她便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房间，她悄声告诉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就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急忙收拾东西下楼来。赵炎霖拦住他们，要他们修好门再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马上要走。这时看房子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赶来，他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别跑，”王宗王方拽了几拽没拽动，就把车往武振云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就和王宗玮跑了。
武振云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跑进一个巷子里，武振云追进巷子，王宗王方掏出手枪，回头“砰”地一声朝武振云就是一枪。
武振云敏捷地躲到墙后，子弹打在墙上。
这条巷子是个死胡同，“二王”只得向旁侧的小巷出口跑去，正碰上迎面堵截的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王宗玮向蒋光煦开了枪，击中他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从他们身边夺路逃出小巷，跑上大街。这时是上午10点15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二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拼命奔跑。
此时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和妻子李瑞玲以及女儿张筱琴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外出，张业良和女儿先走出几米远，李瑞玲停住车，要穿外衣。这时“二王”突然出现在李瑞玲跟前，一把抢过了她的自行车。
李瑞玲急忙大喊让丈夫帮忙，同时自己也追了过去。
张筱琴先听见母亲喊，眼见“二王”骑车要走，马上赶上前去双手死死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
凶狠的王宗王方“砰砰”向这个少女开枪！不过他的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张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张筱琴的鞋牙子上。两响枪声，把张筱琴震倒在地上。
张业良一见女儿倒地，大吼一声向“二王”扑去。王宗玮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
李瑞玲眼见鲜血从丈夫嘴里涌出，发疯般冲向“二王”，一把拽住王宗王方手里的黑提包，与王宗王方拼力争夺。她看见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右手护着头顶，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二王”趁机跳上自行车匆忙逃去。事后检查提包里边装着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经过对验印号，都是王宗玮原在部队的弹药装备。
看到“二王”行凶夺车，正在附近的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连忙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同乘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以便将他们的车撞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王方载着王宗玮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逃亡(3)
衡阳市公安局在10点20分接到衡阳冶金机械厂报案的电话，公安局长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就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赶了过来。他们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组织追捕队，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哨，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欲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但可惜的是“二王”骑车钻进胡同并非是自寻绝路，里边竟然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他们甩掉自行车，爬上30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10点44分，有一次广州北行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通过，他们便扒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他们跳下了车。11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走进社员家讨水喝，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二王”，但随后他们就像蒸发了似的失去了踪迹。
流窜
1983年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东西。她进屋刚要去拉灯，突然被一只男人的大手捂住了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塞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见女医生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女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立即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查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1号、2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X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
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武汉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一个骑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鬼鬼祟祟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驶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并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见车上没有牌照，他便问道：“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了马脚，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检查站站长王云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李信岩向王云报告：“站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喝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夺了下来。之后，三个人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杀猪般地嚎叫。
听到叫声，屋外的另一个工人师傅也走进小屋。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大步跨到检查站门口，闯开门，向屋里捆绑王宗王方的四个人连续开枪射击。王云、李信岩和那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过去。
“二王”杀人后，他们拿走王云的枪，逃离检查站，掉头往市区跑。
不久，一辆东风牌汽车的司机先发现了凶杀现场，立即向距离岱山检查站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报告。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马上带领三名民兵前去堵截。他们和“二王”迎面奔跑在一条公路上，两下相遇时，距离不到20米。“二王”一见有干警堵上来了，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只是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就快速到这条路上堵截。“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二王”再次逃脱了。
就在胡指导员打电话向市公安局报告战况时，青年民警赵斌拿起胡指导员的手枪继续追踪“二王”。他追到长航科研所，找到民兵马炳强，两个人在科研所大院里搜寻“二王”。他们在围墙下的通水洞里拣到“二王”丢弃的弹夹。原来枪战后“二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轴承厂青年工人詹小建骑个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玮跑上前去，说声“把车给我”，便疯狂地向詹小建开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二王”骑一辆车跑进长航科研所大院，院墙一丈高，团团围住大院，“二王”便趴在地上，用手将墙下的通水洞掏开，从低矮的洞子里钻挤了出去。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于10点50分接到作战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部出动，围歼“二王”，可惜，由于包围圈设计得不严密，“二王”混在人群里溜走了。
“二王”在逃出包围圈后，再一次失去了踪迹。
4月下旬，公安部再次部署追捕“二王”，强调把追捕“二王”与加强基础工作结合起来，与侦破现行案件结合起来；做好干警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落实责任制……
但“二王”仍一直踪迹杳然。
8月中旬，江苏省公安机关终于发现“二王”活动在江苏省内X近连云港的淮阴市。8月29日下午4点钟，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的提包被抢，内装当日营业款2?1万多元。
案发后，淮阴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追捕，但是劫犯已不知去向。搜索中搜到二犯甩掉的一辆自行车。经检查验证，认定在淮阴市强抢巨款的罪犯就是“二王”！
“二王”暴露了！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严密注视“二王”动向，动员力量围歼“二王”。
狡猾的王家兄弟，在淮阴作案后，为避开撒来的法网，迅速远远地离开淮阴。他们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林野坳的用具，连夜骑车，仅40天的时间，就从江苏省横穿安徽省，跑到江西省，妄图从广东、福建两省南逃出海。
击毙(1)
9月13日的早晨8点钟，江西广昌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的红布横标。突然他看见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这人的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摆出随时准备蹬车疾走的架势。他身材很高，故意蜷曲着身子，像个大虾米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貌。
这个不寻常的大个子马上引起了曾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的注意。他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泥浆，货架上驮着一个大塑料包。显然这人是一路奔波，显出一种正常生活的人所没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从商店里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又故作陌生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20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去，越过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奔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距小个子约30米，两辆车成斜线，等速前行。
当那小个子停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时，大个子则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像是放哨。刘建平凑到小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小个子压低声音说：“这个烟……”
刘建平一听，是北方人，他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绝不是好人。他立即离开，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个可疑人离开小摊，又在星火食品店停下。
派出所所长邹志雄听完刘建平的描述，立即道：“走，看看去。”
刘建平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两个可疑的人已经不见了。他跷起脚向南眺望，在通向广东和福建的公路上，那个穿白上衣的大个子的身影，闪动了几下之后消失了。
看到两个可疑的人走远了，邹志雄和刘建平急忙返回派出所，邹志雄拿出手枪，把子弹推上膛，小刘则拿起一副手铐和一把匕首，直奔县公安局。到县公安局正好遇到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刘细鹏一听情况，拍案起身。他们三人来到院子，看到县水电局年近花甲的陈步山开的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邹志雄把情况向陈步山一说，陈步山毫不迟疑地说：“快上车！”
汽车上了公路，几分钟的工夫，就在宴公岭追上了两个可疑人。
陈步山问：“停不停？”
邹志雄说：“超过去，到前边隐蔽起来。”
车“轰”地一声加大了油门，迅速从两个骑车人身边闪过。邹志雄和刘细鹏紧握手枪，刘建平也备好两根铁棍子，随时准备与司机一起投入搏斗。
汽车驶出一段路，来到小港养路段，附近有村庄，邹志雄指挥将车拐进右边的小路上，把车隐蔽在树阴里，邹志雄和刘细鹏卧藏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两个可疑的人。
“来了！”
两个骑车人进入视野，邹志雄压低声音提醒着人们。
当相距20米的时候，邹志雄首先从大树后闪出，站在公路上，迎着来者举起左手示意，命令道：“停下，检查！”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小个子人仰车翻，后边的王宗玮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而出：“坏了！坏了！”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趴在地上的王宗王方突然“砰”的一声，开枪向邹志雄射击。邹志雄灵敏地一个箭步蹿向公路那边的大树后，同刘细鹏一左一右向王宗王方开火。由于路两旁茂密的大树阻挡，邹志雄和刘细鹏的火力施展不开，这时，只见小个子跳到路边蒿草丛生的大沟里，有逃掉的危险。邹志雄向隐蔽在车旁的刘建平和陈步山喊道：“打电话！”
刘建平跑到养路段工棚一看，里边没有电话。他向陈师傅说：“只好开车闯过去报信了！”
陈步山说：“我开车，冲过去，注意不要被打破轮胎。”
陈步山和刘建平跳上车，拐上公路飞速前进，回县城报信。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堵截大个子横穿公路，使他不能再往东边逃窜。可是恰在这时，从南面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大个子，急于逃脱的大个子，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蹿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往东逃。他们跑进一片稻田，鞋子也掉了，他们光着脚渡过河水，钻入山林。
小港一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800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就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提出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调车，带领武装警察风驰电掣地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12点40分，“二王”被确认为躲藏在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大批干警迅速向旰江林场集中，在第一批追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三个多小时，又组成了一个方圆30公里的第二个包围圈。
击毙(2)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江西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诚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他们在“二王”消失的地方连夜开展工作，并决定召开全县各公社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调集民兵，组织第三道包围圈。14日凌晨1点，一个周边171公里的包围圈也形成了。
9月13日子夜刚过，又有几辆警车奔驰在山区的公路上，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员沈忠祥、省公安厅厅长兼武警政委孙树森，遵照省委指示，率领一批人马到广昌，加强对围捕战斗的领导。他们拂晓前赶到广昌后，见到了彻夜未眠的县委领导同志，当即召开广昌及其几个邻县的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一个地区更为广阔的第四道大包围圈，限定在上午10点钟以前形成。
但是，经过四天的搜索，干警们踏遍了两道包围圈里的座座高山，翻遍了每个沟沟坎坎的土地，始终不见“二王”的踪影。“二王”是不是已经不在广昌？
“二王”在不在广昌？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断定“二王”必在广昌。因为几道包围圈，赶在“二王”可能逃出之前完成了；“二王”经小港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断无逃出包围圈之理。
9月17日的夜晚，广昌上空阴云密集，山雨倾盆而下。尖锋公社观前大队曾家村出现两个可疑人物。
清晨4点钟，指挥部接到了发现“二王”踪迹的电话。这时指挥部疾速派出孙树森、杨希林率领侦查、搜索小分队，带着警犬，兵分两路，赶赴现场追击。同时在罪犯逃跑所必经的几个出口派出武装力量阻截。5点多钟，由县公安局刑侦队长高怀玉带领的小分队，在水南大队南坑生产队的一座山上距离他们300米的山涧里，发现了“二王”的身影。小分队立即分成三个追捕小组跟踪追击。这时的“二王”狼狈不堪，王宗玮拄个棍子，行走困难，王宗王方惊魂失魄，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为了逃命，竟从数十丈高的陡崖上滑到山涧里，跌个半死，爬起后还是摇摇晃晃地奔逃。紧紧追踪的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眼见“二王”逃进眼前的南坑山。恰好，这时解放军赶来，他激动地说：“‘二王’就在这山上！”
指挥部迅速移往南坑山的山脚下，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希林就在“二王”消失的地点指挥战斗。南坑山，茅草密集。为了抓“二王”，指挥部拟出作战方案：调用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带着警犬，采取“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梳篦子战术，排成一字队形，寸土不漏地全面搜索南坑山。
已经是下午6点20分了，夜幕渐渐降临，山色变得朦朦胧胧。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的山坡往山脚滑下。
二中队战士黄力生在搜索中脚被刺藤绊了一下，差点从陡坡上摔下。于是他只能顺势从坡上往下滑，黄力生审视着地面，心里琢磨着从哪儿下去更合适。他一眼就选中一片又浓又密的草丛。从这儿滑下去正好能被草丛接住，不致于因为身体失去控制摔到山崖下面，他伸出一条腿，在草丛中试了试，然后右腿在前，左腿在后，握住冲锋枪，“唰”的一下从陡坡上像坐滑梯似地滑下去。
正如他预料那样，草丛接住了他的身体。他稳住身体继续往下滑，脚下突然碰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
“好像有人……”他嘟哝了一句。由于惯性身体不由自主地向谷底滑去。
王宗玮的脚被黄力生蹬了一下，他暗暗咬住牙，掏出手枪，竭力稳住紧张到极点的神经，终究没有扳动枪机。
“有人!”甘象清一声大喊。
二中队副班长甘象清顺着黄力生选中的部位，以同样方法滑下去，再一次踩上王宗玮的腿。分明是人的腿！甘象清的心急，当他话音刚落，伏在草丛中的王宗玮举枪射中了甘象清。
罪恶的子弹击中甘象清小腹，穿过肝脏。甘象清受伤倒在地上。王宗玮挺起身子，伸手去夺甘象清手中的冲锋枪……
此刻，在甘象清左前侧，又瘦又小的三班战土郑万寿听到枪声，迅速转身，向距他三米左右的王宗玮开枪射击。
王宗玮握住冲锋枪的手松开了。郑万寿的子弹击中罪犯左胸，王宗玮立即倒在地上。王宗王方提枪赶到，举枪向郑万寿连击五枪。敏捷的郑万寿像只灵活的猴子，一个箭步侧跃到五米外的一道小沟。
随着枪声，搜索部队迅速由四面收缩包围圈。王宗王方一见情况不妙，丢下还在喘气的弟弟，捡起他的手枪迅速逃窜。郑万寿因为过于激动，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的情况下，连拉枪机，致使子弹跳出，没能及时向王宗王方开枪射击，让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时机消失在东北侧的草丛中。
6点25分，在战士们将身负重伤的甘象清抬下山的同时，驯犬员谢竹生等人也将奄奄一息的王宗玮拖下山。冯长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指挥部。
总指挥瞂悸堑讲慷恿???感∈钡乃阉鳎?丫??制１梗?由咸旌冢?芗?炔睿?徊缎卸?锌赡茉斐刹慷幼约翰槐匾?奈笊耍?龆ㄔ菔蓖Ｖ剐卸??ё∩酵罚?让魈烨宄吭傩兴阉鳌５?氤っ鳌⒒葡婷龊土醯鹿蟮攘偈敝富幼槌稍本??险娣治觯?衔?岸?酢敝星狗ㄗ肌⑼?步洗蟮耐踝阽庖驯换魃恕⒉痘瘢?皇Ｏ峦踝谕醴焦律硪蝗耍??浅耸ぷ坊鞯淖詈檬被?Ｈ绻?系矫魈欤?锓缚隙ㄒ?艘寡盎?优埽?嵩斐晌Р兜母?罄?选?br /> 击毙(3)
总指挥部在听取了刘德贵的意见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继续搜索，力争天黑前解决战斗。
“我部按要求接近目标……”
吴增兴背着报话机，紧张地和指挥部联络着。他和中队长陈闽、报务员王海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由山坡上匆匆往枪响地点赶来。他紧握压满子弹的手枪，在前面开路……
刚才枪响的一刹那，他正在高坡杉树林里，知道部队和“二王”接上了火。通过报话机和指挥组联络，得知王宗玮已被我击伤捕获，而王宗王方正向他们所在方向逃窜。他深知，每往前走一步，都可能和王宗王方发生遭遇战，都可能遭到藏在暗处的罪恶的子弹。他没有任何犹豫，惟一让他恼火的是树丛中的露水打湿了他的眼镜，妨碍了本来就因天近擦黑能见度极差的视线。
王宗玮重伤被捕后，王宗王方如同丧家之犬，心里更加惶恐。他伏在草丛中，将两枝手枪压满子弹，猫着腰，不顾一切地向包围圈外爬。
当王宗王方钻出一片灌木丛，正好迎面遇上吴增兴参谋对着报话机向指挥所报告情况。他想重新缩回身子，已经来不及了，两人相距不过六七米远。
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峙着，两双眼睛怒目相视。尽管只是短暂的片刻，然而时间在一刹那间仿佛凝固住了。
王宗王方从暗处向吴增兴连开五枪，吴增兴当即身中三弹。透过眼镜片，他看到那个佝偻的黑影在草丛中蠕动。天空、大地在旋转。他摇晃着身子，忍着腹部剧烈的疼痛，稳住身体，举起压满子弹的手枪，对准草丛中那黑色的、幽灵般的罪犯……
四发子弹呼啸着从吴增兴的枪口射出。紧接着，二中队班长曹学礼等人，还有从侧面赶来的抚州支队的战士，同时集中火力向王宗王方射击。一道道火舌喷出枪口，罪犯王宗王方身中8弹。
困兽犹斗，王宗王方倒在血泊中依旧开枪拒捕。二中队代理排长刘水明冲上前，补了一枪，击中对方左肩，子弹从右臂贯穿而过，从罪犯掌心穿出。
陈闽和王海将身负重伤的吴增兴抬到山下。与此同时，王宗王方也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拖下来。此刻，正是9月18日下午6点40分。
“二王”的尸体被停放在山下，那瘦瘪的形象不堪入目，长须长发，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棱角突出的骨头架子。小个子王宗王方的体重大贾皇Ｏ缕甙耸?铮?桓龉?陌?笤谕壬希?谟??3万元人民币。后经法医检验，两犯胃里却是空空如也。
公安部迅速通过电话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已经击毙“二王”。中央领导同志审慎地叮嘱：“要验明正身！”
被击毙者确是“二王”，证据确凿：
小个子罪犯尸体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王宗王方犯罪前科指纹，核对无误；
大个子罪犯尸体的上牙第四、五、六、七颗牙齿，镶瓷牙白合金套，符合王宗玮牙齿特征；
二犯身高、体貌与“二王”照片和档案材料记载一致；
二犯所携笔记本上的字迹，经鉴定是王宗王方、王宗玮所书写……
至此历时数月的千里大追捕，终于划上了句号。[/color][/size] [size=12px][size=5][color=blue]开封文物盗窃案(1992)[/color][/size]
[size=4][color=darkgreen]在保护超级严密的博物馆中超过亿元的69件珍贵文物一夜被盗。在两个多月的侦查山穷水尽之际，一起交通事故成为破案的转折点……
案发开封(1)
1992年9月18日，雨，河南开封包公湖畔，开封博物馆。
上午8时30分，服务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但一进门，她们大惊失色，展厅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已空空如也。
8时31分，开封刑警支队长张天增的对讲机“嘟嘟”地响了起来。
“什么事？”
“报告指挥中心，213呼叫！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量珍品被盗，请侦查人员速来现场！”
8时40分，张天增率侦技人员迅速抵达博物馆，马上展开勘查工作。
随后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从不同地点赶到现场。
经警方初步勘查，发现展厅中有8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款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而另外3件一级文物，青玉山子、青玉佛手花插、青玉蔡柄活环匝等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品，其玉质之硬之纯，雕刻之精之细实为罕见。这些文物，精致脱俗，美轮美奂，实为国家瑰宝。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珍品总价超过亿元。
开封博物馆内馆藏文物较多，其明清宫廷用品是该馆最珍贵的馆藏文物，可谓镇馆之宝。该馆自1988年10月1日建成开放后，曾发生过十起失窃案件，其中文物被盗案四起，那四起案件中被盗的都是一般的文物，但是，这次被盗的文物不但珍贵，数量也惊人，确实令人震惊。
在现场警方提取了红色平绒布、黑色票夹、玻璃刀、鞋印、撬痕等多种物证、痕迹。
这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开封市公安局迅速将这一案件上报给河南省公安厅，公安厅又毫不迟疑地报告给公安部。
当天，开封市立即成立了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润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吴国强为指挥员的侦破“9•18”特大文物盗窃案指挥部；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以王济晟副厅长为组长的侦破“9•18”协调组。全省公安干警紧急动员，以刑警支队力量为主，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以及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等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各路办案高手、侦查精英，齐集一堂。
经过对现场初步勘查情况的分析以及对当前国际文物走私大气候的把握，指挥部迅速制定了“立足开封，面向全省，辐射全国，伸向海外”的侦查方针。从现场勘查、物证排查、走访调查、赃物控制、社会发动五个方面入手，将参战干警分兵五路，以物找人，全面出击。
现场勘查组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奋战，共提取案犯留下的物证、痕迹12种109件。通过对各种物证、痕迹的科技监测和经验分析，指挥部认为，这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被盗案系流窜犯罪团伙跨地区所为，案犯在两人以上。
从现场看，案犯对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及博物馆周围环境情况比较熟悉，事前经过多次踩点、预谋，因此案犯在开封必定有落脚点。
从作案手段看，案犯属于高智能犯罪，具有撬盗经验、攀登技术、反侦查意识，且对文物、红外线报警器有所研究。
直接进入现场的案犯有两名，一个身高1?70米左右，身体健壮，体态中等，年龄在25岁上下，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回力运动鞋；另一名案犯在1?72米左右，体态偏瘦，年龄约30岁，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弧型鞋。
根据上述结果，指挥部下令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排查、走访，并紧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提供破案线索。
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各种信息接踵而来。
包公湖鱼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的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顾保国等三人巡湖至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吴玉柱用强手电照了车牌说：“这是空军的车，部队的车还在这儿搞鬼咧。”因为前几天夜里巡湖，就发现一对男女在小轿车里发生性关系。
“你根据什么说那辆车是桑塔纳轿车？”
“我喜欢玩车，知道只有桑塔纳轿车的后尾灯位置最高。”
“凭什么说是部队的车，空军的车？”
“我当过兵，知道带红色‘K’字头的白色车牌的车都是空军的。”
“记得车牌号码吗？”
“只记得中间不是一个零就是两个零，其余的数字记不清了。”
专班民警为此又走访了许多到过博物馆及在博物馆附近工作的人。不久环卫工人杨长明也印证，案发当日凌晨3时40分许，当他上班行至包公湖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那里停着一辆浅色轿车，因雨夜太黑，没看清车牌号。
开封中司木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两名工人提供线索：18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起床做饭，看到斜墙上有一个人。此人圆脸大眼，面色较白，很像歌星迟某。
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战士则提供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据他们回忆：9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三次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2点多钟，“武大教授”独自一人到馆，进展厅前与武警和馆内职工聊了会天，询问了一些博物馆内夜间值班的看护情况。交谈过后参观了“明清宫廷用品展”，他好像懂文物，看得非常入神，在厅内停留一个多小时；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2时许，“武大教授”带一身高1?70米左右的男子再次来馆参观，因下午学习不开放，俩人没有进展厅，只在外侧参观了“石刻廊”；第三次是9月17日上午，“武大教授”再带一男青年第三次进馆到一楼北展厅参观“明清宫廷用品展”。
案发开封(2)
经警方调查，证实9月初开封根本没有召开过什么“黄河中下游研讨会”。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对全市28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进行排查，确认：自8月31日至9月18日，18至35岁的外地旅客来汴住宿登记的共27200多人，其中武汉籍旅客85人。在距开封博物馆200米斜对面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投宿，于9月7日离店。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40807053，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唐国强，男，32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00618123，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陈纳德，男，32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00812041，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问，武汉铁路分局并没有在饭店登记的李、唐、陈三人，他们的身份证是假的。侦查员在与博物馆斜对面的迎宾饭店的住宿登记簿上也查到，9月2日李军、唐国强、陈纳德的住宿登记，其身份证号码与在东京大饭店所填一致，但登记后未在此住宿。
迎宾饭店的女服务员回忆说：“当我看到他们的住宿登记姓名时，突然发现有‘唐国强’三个字，以为大明星驾到，见后才知是同名不同人。”
擒魔武汉(1)
9月29日深夜，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已渐渐进入了梦乡。但郑州市公安局党组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侦破开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汇报会正在进行。当金水公安分局局长说起8月5日郑州金桥宾馆发生了一起盗窃桑塔纳轿车案件时，立即引起了开封市公安局侦破“9•18”驻郑工作组的重视。
经了解，7月29日，三个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青年，驾驶挂军牌照K43—1008的红色夏利车到金桥宾馆，进了1003房间与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主任傅焕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
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馆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
几天后，傅焕成发现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不翼而飞。
经查证，得知李军、林沙、陈纳德等人包住金桥宾馆1203、1201两间房。但是住宿时填写的个人资料是假的，使用的身份证经技术侦查也是伪造的。
接到赴郑工作组报告，大家预感到案件可能已出现转机。指挥部的决策者们立即展开了讨论：
“林、李、陈、唐四人同时都在郑州金桥宾馆和开封东京大饭店住过，且在两地都出现过带K字头的军牌照车，这意味着什么呢？”
郑、汴两地出现的林、李、陈、唐四人是不是一个团伙？
经过细致分析和对比，大家一致认定：两案系一个团伙所为。
根据郑、汴两地饭店宾馆服务人员以及开封机电公司职工提供的李军、陈纳德等人的体貌特征，专案指挥部对李、陈等4人进行了摹拟画像。经李娟和武警战士辨认，陈纳德即是“武大教授”。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在听了整个情况汇报也推断：“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当即决定两案合并侦查，以车找人或以人找车。
但在全国几百万辆机动车，要找一辆最最普通的白色桑塔纳，无疑于大海捞针。干警们奋战了50多个日日夜夜，案情仍没有大的突破。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指挥部的决策者们把侦查重点指向了江城武汉。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干的侦查小队进抵武汉。此时，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和他的助手们，正组织三镇干警与先期到达的开封市公安局张天增支队长率领的工作组并肩战斗。
“先带大家游览一下如何？”武和平笑着问道。
“好。”武汉公安局副局长胡安太心领神会地答道。于是在年轻局长的导游下侦查员驱车进入闹市区。这群不速之客，首先来到了中南商业大楼。接着，车又停在了武汉铁路分局。此时，侦查员们恍然大悟：这不是嫌疑人在东京大饭店住宿时填写的单位吗？
使人惊诧的是，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的珞珈山麓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
偌大个武汉市，这三个单位恰好如此集中地在一起！
“我们就以这一带为重点，重点调查。”武和平断然下令。
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与市局刑侦处处长，在听取了武和平的提议后，经认真研究，当即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各城区刑警队长及市局防暴、治安、户政、交通的负责人到会。全市的行动开始了。
通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武汉公安机关发现了一些与“9•18”案件有关的线索，侦查范围逐渐缩小，最后缩小到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
同时指挥部命令从小在武汉长大，对武汉地理、人际关系较熟悉的王伟，同在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一起携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前往武汉开展工作。
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王伟携妻带女在汉口南京路由东向西漫步。
行至鄱阳街与南京路十字路口时，由北边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说时迟，那时快，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车牌：“K43－1008”！“快叫的士！”王伟边给妻子下达任务，边飞步追向“K43－1008”驶去的方向。
“跟上那辆车，我是公安局的！”小王坐上“的士”，出示工作证，命令司机加速前进。
宽阔的马路上，“的士”紧紧咬住“K43－1008”。拐过几个弯儿，目标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戛然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这时，王伟指挥“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关大门外的南侧。王伟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给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拍完照后王伟又走进海关院里查看，“的士”中只留五岁的小女儿坐守。
接到李静萍的电话，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火速奔向海关。
然而，在张天增一行尚未到达时，“K43－1008”已驶离海关，飞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王伟乘坐的“的士”紧追不舍。追逐中，突然一辆公共汽车斜插过来，“的士”司机只得猛踩刹车，当“的士”超过公共汽车时，目标已无影无踪……
经辨认，王伟所照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得知这个消息，武汉市公安局潘贤仁副局长立即表示：“既然目标在武汉，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来！”当晚，武汉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镇主要街道、路口，张网以待。
擒魔武汉(2)
2日，通过对海关的调查，查明了乘白色桑塔纳轿车到武汉海关办事的人叫刘昱，男，30岁，住江岸区花桥二村67号4楼2号。刘昱于1日上午8时15分左右到海关办理到珠海拱北海关摩托车转关手续，并已于当天上午11时50分乘飞机去广东拱北海关提货去了。
下午3时许，“K43－1008”终于出现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王先进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一辆挂K43－1008军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同一乘车的女人却狡猾地溜掉了。根据被扣驾驶执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男，1959年12月17日生，身份证号码是420102591217001，家住武昌民主路458－6－3－5号，女的是刘的爱人艾某。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知其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而此时刘进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实在太爱玩车了，对这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更是爱不释手，而且他自认为“9•18”案件作的天衣无缝，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他头上。因此尽管他一向佩服的“大哥”警告他“千万不要再开车出来，不然会惹祸”的忠告，他也不屑一顾。三天前，他就开始四处兜风。
当被交警拦住时，刘进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他四处托人打探消息。
“K43－1008”被扣，成了公安机关顺线追踪、侦破“9•18”的突破口。警方决定按兵不动，守株待兔，让罪犯自投罗网。
12月3日下午6时，武昌交通大队、汉阳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并要求将被扣留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取走。潘贤仁副局长和胡安太副局长果断决定：“抓获杨长明，顺藤摸瓜！”
12月3日，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在汉阳区和平新村4门4楼抓获。12月6日晚，公安机关依法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在梅岩村44号，刑警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经查对这五件文物，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
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
1992年9月20日，刘进、刘农军等人，从郑州开白色桑塔纳车回武汉，打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杨长明就找了几个纸箱和一些碎纸条。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他神色诡秘地让杨长明在门外等一会儿。约过半个小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经理）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艺”时，刘农军神色阴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交炮（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两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吋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由彭国礼开车，汪义强、彭坚护送，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尔后，刘龙军、汪义强俩人乘当日飞机至佛山，到佛山机场接货。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龙军、刘进进行通缉。
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青岛收网
武汉告捷，并没有使侦破“9•18”案件的指挥员们心头的大石落下：案件虽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闻讯藏匿起来，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赃增加困难。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锐气。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有江村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在黑道上号称“江洋大盗”。
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匆匆结算完住宿账目准备逃离时，干练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与刘农军被捕的消息，让干警们为之振奋。大家信心十足力求尽快抓获其余二犯，追回被盗文物。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X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
刘进，30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58号。他15岁那年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
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门口。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此时，那辆车正缓缓而行，刘进发现车后有两名北方大汉向他冲来，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已手持手枪以身体抵在车前，将枪口对准司机，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紧紧握住右后门拉手，脚蹬车体，运气用功，只听得“嘣”的一声，锁坏门开，蔡永刚如饿虎扑食般冲向车内。刘进惊恐万状，惊问：“干啥？干啥？”蔡永刚怒目圆睁，伸开铁臂，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刘进从车内提出，掼出车外，周围干警一拥而上，将其捆绑。
1月19日，刘进、文西山分别被押解至开封，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
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从事流氓、炒车票等违法犯罪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李军在吉林的隐藏地点。信息再次反馈到吉林，吉林市公安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在家里准备过年的李军生擒。
案情大白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两次到开封博物馆侦查情况，并合谋制定了作案计划。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2日，刘农军等三进开封博物馆踩点，他们绘制出详细的展厅文物分布图和路线图，伺机作案。
9月16日，天空布满阴霾，他们带着作案工具，驾车离汉赴汴，17日驶入开封市区，到博物馆观察情况，发现无异常变化后，即窜至兰考县县委招待所养精蓄锐。是夜9时30分，刘农军一伙从兰考潜回开封，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静。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K43－1008”轿车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撬窗入室，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室内撬盗完成，刘进即开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箱后，立即逃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全部完璧归赵，此案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color][/size][/size] [size=5][color=#0000ff]一支私人军队的完结(1992)[/color][/size]
[size=4]“杀！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喊声，回响在山西省洪洞县赵城的一个cao场上。这里一排排身着军服的“官兵”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他们龙腾虎跃的样子也吸引了大批群众。但围观的人谁也不知道，受训的官兵不是一支正规的部队，而是由两伙乌合之众拼凑而成的中国第一支私人“军队”。
筹军(1)
“杀！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喊声，回响在山西省洪洞县赵城的一个cao场上。这里一排排身着军服的“官兵”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他们龙腾虎跃的样子也吸引了大批群众。但围观的人谁也不知道，受训的官兵不是一支正规的部队，而是由两伙乌合之众拼凑而成的中国第一支私人“军队”。
1992年，49岁的郭荣喜由于好吃懒做、搬弄是非，被洪洞县一家工厂“炒了鱿鱼”，老婆也随之分道扬镳。
走投无路的郭荣喜决定“不能这样活下去”。他首先想到搞皮包公司，因为这样最无风险，也最来钱，可以说是无本万利。但回过头来一想，如今不比前些年，“皮包公司”近年来名声不好，很难有“鱼”再肯上钩了。突然他想到“皮包公司”名声不好，但解放军的名声不是很好吗？中国打天下的是解放军，“最可爱的人”也是解放军。有谁不相信解放军呢？
“打着解放军的旗号，组建一支私人军队，办一个挂军衔的‘皮包公司’。不就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了吗？”
就在郭荣喜想入非非的时候，34岁的李天佑也打起了组建私人军队的主意。李天佑是山西宁武县李家庵村人，1978年参军，由于过不惯部队的艰苦生活，1982年从部队开小差回家，被部队除了名。回乡后，他打着“在余秋里办公室工作过”的名义，四处行骗，案发后以诈骗罪判了刑。刑满释放后，他没有改邪归正，反而利用他当过几天兵的本钱，也做起了创办私人军队的美梦。他结识了郭荣喜，二人臭味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创“军”之梦。
创办军队没钱是万万不行的，但郭荣喜和李天佑都是穷光蛋，他们哪来的大把的钱呢？于是“骗”便成为他们的敲门砖。
1992年1月下旬，长治市鸿宾楼灯火辉煌，肩扛大校军衔的郭荣喜满面红光，四颗“金豆”在水晶灯的映照下，格外夺目。今天，这位郭大校举办的“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部队办事处和经销处”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幕。与会代表来自海口、徐州、沈阳、临汾、河南修武、河北行唐等地，其中有政府官员、大款、经理，还有骗子。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代表北京军区后勤部首长在这里组织召开‘全国各大城市成立办事处和经销处’的会议，欢迎大家光临。”郭荣喜首先发言。
“我们这次组建办事处、经销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办事处、经销处成立后，归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洪洞企业管理处领导，也就是由我负全责。”
“上级领导要求，洪洞企业处每年向军区后勤部上交240万元的利润。因此，今后每个分支机构每年需交5万元利润。此外，办事处、经销处成立前要先交1?5万元押金。”听了郭荣喜的这一番话，底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
郭荣喜意识到，有人表示不满意。于是，他又提高了嗓门：“为了实现这些利润指标，上级将给大家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任命办事处、经销处的领导为团级军官、授校官军衔，下属也授衔，并为大家办理所有的经营手续和公章，交够了规定的利润，剩下的全部归办事处、经销处所有。”郭荣喜的话音刚落，刚才不满的议论声没了，掌声雷鸣般地响起。
“愿意到办事处、经销处工作的请来报名。”郭荣喜的话音刚落，人们就纷纷拥上前去。
其实，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非轻易信人之辈，他们都有各自的算盘，“经营办事处、经销处，是个发大财的机会，有了军衔，有了经营手续，区区几万元利润、押金，算得了什么？”赚不了钱可以骗嘛！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大骗子稍加指点，小骗子们便心领神会。后来，这些小骗子落网后交代，竟有一半人当初就发觉郭是骗子。另一半后来陆续得知郭是骗子后，竟没有一人去揭发。他们认为“郭骗了我们，我们可以再去骗别人，中国地广人多，骗人的市场很大，一辈子都骗不完”。
会议刚结束，来自大同的彭某向郭交了1?5万元押金，当场得到郭给的七种伪造文件，其中六份是给当地政府、经委、计委、工商局、税务局、武装部的，另一份是给彭的委托书。彭拿到各种文件后，便到有关部门办了营业执照，在银行开了账户，“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大同企管处晋城办事处”就这样成立了。在剪彩前，郭给彭颁发了处长任命书，授了上校军衔，并发了军官证和军服（郭每套军装收费900元）。
短短几个月，郭荣喜就收到下属上交的80多万元。办事处、经销处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相继成立，假军官们纷纷走马上任。
郭荣喜的小兄弟李天佑也不含糊，他以同样的手段成立了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为此，郭荣喜还支援了这位小兄弟一批军服。“驻晋办事处”以闪电般的骗术骗取了流动资金126万元、固定资产128万元，郭大哥真有点自叹不如了。
骗了钱，下一步就是骗色了。3月，李天佑从山西一所人才交流中心得到了一份简历：阎，女，现年23岁，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看到姑娘那秀丽的字体，李天佑大喜过望，立即“约见”了阎小姐。
初见阎小姐，李天佑眯起色眼，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愣了神，在工作人员提醒下，才如梦初醒：“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就可以来办事处领军装，先授上尉军衔。”阎小姐腼腆地说：“谢谢李主任，我一定努力做好秘书工作。”姑娘满脸都是喜色。
筹军(2)
真正欢喜的还是李天佑，他34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此次招女兵是假，找老婆才是真。回到办事处，李天佑睁眼闭眼都会出现阎小姐的美丽面容，他暗自发誓，要用尽一切手段，使阎小姐成为李夫人。
阎小姐初出校门，社会经验几乎是零。没几天，就被李天佑甜言蜜语、百般关照打动了芳心，李天佑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么年轻就是上校、办事处主任了，将来前途无量。能当上校太太，阎小姐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当李天佑第一次向她求爱时，她便将绣球抛了过去。
但阎小姐的父亲，对这个獐头鼠目、又比女儿大10岁的“李主任”，却死活看不上眼。这下可急坏了李天佑，他经过反复思考与权衡，最后决定还是X“骗”！
李天佑知道老头子退休在家，闲得无聊，给他个办事处顾问的职务，月薪开个百八十的，一定具有吸引力。但授个什么衔合适呢？中校？太低了。上校和自己平起平坐，他又有点不甘心。但转念一想，这个校、那个校还不都是伪造？只要能把美人骗到手，又不给实权，给老头子个大校又何妨？
李天佑的骗术，果然又灵验了。大校军衔摆在老头子面前，一阵花言巧语，老头子喜形于色，他趁热打铁，宣布了伪造的成都军区的任命书：“经成都军区司令部研究，授予阎大校军衔，享受副师级待遇……”阎老头欣然接受。
这样一来，阎老头一并接受了大校军衔和这个獐头鼠目的女婿，很快李上校和阎上尉便“洞房花烛”了。
建军(1)
有了钱，郭、李二人决定加快“建军”的步伐。创建军队首先要有军装，郭、李二人决定利用当前军工企业效益不景气的背景，出高价去收购装备。
一天，河北省某军工厂的业务室，走进了西装革履的郭荣喜，他提出要买军装、领花和肩章。听明来意，看到郭荣喜的一身打扮，军工厂当即加以拒绝。
见此情形，郭荣喜“啪”一声，将一大叠100元一张的人民币甩在了桌上：“我们出高价，怎么样？”
交易很快谈成了，士兵服、尉官服、校官服、军帽、肩章、帽徽、领花、星花、冬装、夏装……能装备一个营的军装就这样到手了。
随后，郭荣喜、李天佑又利用金钱撬开了一些公安部门的大门。电警棍、电击枪、手铐等警具，对讲机、电话机等通讯联络工具，也迅速到位。李天佑还伙同郭的部下从“黑社会”那里联系购买了四支六四式手枪和大量子弹，但是还没等到提货，自己便进了法网。
郭荣喜利用大同市的一家乡镇印刷厂制作了大量的士兵证、军官证、工作证、军用驾驶证、钢印、公章和标有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信笺、信封、介绍信、委任状、荣誉证、奖状，以及大量有部队名称的合同书、账本等有关经济往来的物品。
一支军队没有汽车咋行？郭、李又购买了福特、奥迪、桑塔纳等高级轿车和大车10多辆。同时，还从某些部队单位高价买了军用牌照。
装备军队该有的东西都有了，郭、李二人便开始四处招兵买马。短短几个月时间，郭、李便创建了400多人的私人军队，并打出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洪洞企业管理处”和“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的招牌。郭荣喜自封大校，任洪洞企业管理处处长；李天佑自封上校，任驻晋办事处主任。他俩还签发大量委任书，任命上校11人、中校25人、少校32人，其余为尉官、志愿兵和士兵。
郭、李二人招兵的主要对象就是亲朋、美女和干部。
郭荣喜的老婆很快就成为“北京军区后勤部洪洞煤炭发行总站”站长，中校。这个比郭荣喜小近20岁的女人叫李林桂，是郭的第二个女人，自从成为郭太太后，便身价百倍，不仅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兵权在握。
李林桂还十分精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道理。挂上中校军衔不久，其父李存中便被任命为中校会计；大哥李扎根为保卫科少校副科长；妹妹李玲凡为上尉秘书；弟弟李根全为少尉办事员。最搞笑的是李林桂的二哥李根万。当这位早已遁入空门、在洪洞县广胜寺做了和尚、法号释吾的李根万得知全家都托大妹林桂的福，又当官、又挂衔，惟独没有自己的份，便忿忿不平地去找大妹。
听了二哥的抱怨，李林桂哭笑不得。她做了一番解释后，便去找郭荣喜为二哥讨官。
郭荣喜当着老婆的面起草了任命书，任命李根万为少校经理。从此，这位释吾和尚脱下袈裟，“从军”了。
郭荣喜的狐朋狗友，山西平顺县的贾松林，也因为郭荣喜的一句话便挂上了中校军衔，还谋了个处长职务。刚刚走马上任，便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招进私人军队，委以重任。
李天佑在封官方面也毫不落后，他的老丈人和他的新婚太太迅速成为了大校和上尉。
这支“军队”的军官大都亲加亲、亲套亲、亲连亲，称之为“私人军队”该当之无愧。
不久，郭荣喜、李天佑发现光X这班狐朋狗友很难打开局面。于是他们又花言巧语招收了当地电视台的姑娘、学校里的女教师、宾馆里的女招待等几十名年轻貌美的少女。
郭、李二人深谙“权钱相生”的道理。为此，私人军队的发展对象又向“权力”进军。“金钱”、“军官”的诱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于是，他们纷纷辞去已有的工作，投入私人军队的怀抱。在私人军队的花名册上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载：私人军队某中校处长，系原某化工厂副厂长；某少校副处长，系原某剧团副团长；某少校办公室主任，系原某食品分厂厂长；某少校财务科长，系原某大厦女经理……国家的科级干部竟达几十人之多，其中还有16名共产党员。
训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活动。郭荣喜对军事虽然一窍不通，但他却有他的办法。
一天，衣冠楚楚的郭大校，出现在当地人武部。他手拿盖有“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洪洞企业管理处”公章的介绍信，谎称为了迎接全军企业大检查，对所属人员要进行一次军训。但企管处远离总部，派教员不方便，因此，请人武部支援一下。堂堂大校来求这么点小事，又开有公函，人武部领导爽快地答应了。他们除派军事科副科长任教官外，还到当地驻军教导队请了军事教员，并联系武警部队来做格斗示范表演，郭荣喜心中暗喜。
军训开幕式那天，郭荣喜不仅邀请了当地政府官员讲话，还举行了庄严的升军旗仪式和阅兵式。
七天的军训快结束了。结业那天，郭荣喜又风光一番，他身着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肩上的四颗星闪闪发光。他满面春风地给部属们训了话。而后，又举行了隆重的“加豆”仪式。郭大校随心所欲地签发了一张张命令，毫不吝啬地将一颗颗“金色的黄豆”加到部下的肩上。这些人受宠若惊，纷纷表示要效忠，跟随他“老人家”“打天下”。
建军(2)
山西的成功使郭荣喜的野心开始膨胀。1992年下半年，他的私人军队迅速向全国发展。
王某，襄垣县农民，在郭荣喜军队中任中校，为了表示对郭处长的忠诚，他拿着处长的任命书，带着少尉李秘书，携带10套校、尉官服和各种假文件、公章，“不远万里”前往贵州，创办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贵州办事处”。
李某，沁源县农民，在郭那里得到了上校处长的职务，为了报答主子的恩惠，他竭尽全力，很快在长治市成立了11人的“长治办事处”。
彭某，郭荣喜的嫡系上校处长。受郭荣喜之命，连夜赶往晋城市，昼夜cao劳，不久，便在晋城市建设路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后军需部大同企管处晋城办事处”，租用两层楼房设置了办公室、财务科、业务科、汽车运输科、铁路计划科和律师室。
郭的另一员干将贾松林，仅得了一个中校处长的头衔，内心很不服气，他要与彭上校比个高低，不几天功夫，便招收了17名男女军官，亮出了“晋城经销处”的牌子，办公室、业务一科、业务二科、执法科等门类齐全，郭荣喜对他“通报嘉奖”。
中校高处长，风尘仆仆去创建“河南平顶山办事处”；
上校滕处长，长途跋涉去创建“江苏徐州办事处”……
那些天，郭荣喜也忙坏了。
“临汾经销处”成立，他赶去祝贺；“盂县办事处”成立，他赶去剪彩；“长北煤炭经销处”成立，他赶去出席；“晋城经销处”成立，他赶去给部下授衔……一连19家“办事处”开张，忙得郭大校晕头转向，但也忙得心花怒放。受蒙骗的当地政府官员纷纷前去捧场，当地电台、电视台、报纸也纷纷做了报道，郭大校出尽了风头。
在一年时间里，郭荣喜和李天佑在山西、河北、辽宁、广东、山东、江苏、河南等全国12个省市建立了44个办事处，400多人的队伍分布在这些“黑据点”中。郭荣喜对自封的大校军衔已经不满足，他开始做起了将军梦，他也准备好了将军的肩章，只是私人军队的命太短，没来得及享用罢了。
作乱
X骗来的钱创建私人军队，然后X私人军队再去行骗发财，这就是郭荣喜、李天佑的行动模式。在“建军”后不久，郭荣喜和李天佑就率领一个个“皮包公司”组成的私人军队，在全国各地制造出一起起大骗局：
以李天佑为首的“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将骗来的上千万元资金转到自己的账户上，却不发货。一些单位的催货人员在晋城一住就是几个月，摇头哀叹：“解放军也不讲信誉！”
以上校李处长为首的“长治办事处”，打着军队的招牌第一笔买卖就获利7000元，他们还收取浙江、山东、湖北等四家客户的购货定金12?2万元，但却根本无货可发。
以中校贾处长为首的“晋城经销处”成立仅24天，就与北京、天津、安徽等地的多家客户，签订合同，倒卖生铁900吨、手套3万副，获利3?5万元。接着又倒卖大米1200吨，并骗取了天津杨村一家客户的订金5万元，随意挥霍。
以中校戴处长为首的“长治运销部”，骗取湖北一客户6万斤大米，却赖账拒付货款。
以上校“彭处长”为首的“晋城办事处”，开业五个月，进行了煤炭、面粉、生铁等五笔非法生意，合同金额207?3万元，他们仅给一家发了货，其余四家的订金全部被侵吞。
更为可恶的是“晋城办事处”邢副处长，自称美国有个干爸爸，要给江西省放贷2亿美元，其办事处则以中间人的身份收取3000万元人民币的佣金，用这笔钱来兴建开发区，在根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们以这种欺骗手法，与山西一家建筑公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