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背后的 去工业化忧虑
工业化涉及中国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与此相比，人民币汇率问题只能是从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局部性技术问题，需要认真应对汇率政策问题，但似更应将人民币的技术性升值趋势与对中国国力的过高估计相脱钩。
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是中美事实上的默契
近年，美国对华贸易的高额逆差，让美国朝野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及主张对华贸易制裁的呼声不绝于耳。对此，中国一方面老调长弹，反对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一方面因循惯例，主动做出让步，不时派出庞大的贸易采购团赴美采购农产品和飞机等大宗货物，价值达数百亿美元。大额采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中国为维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在付出牺牲本国部分产业利益的代价，而使美国商界获得实质性的重大利益。例如，进口美国大豆数量的激增，使中国东北主产区豆农纷纷破产。
对于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然而，中美在近期的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国官员访美过程中竟然没有实质性触及。其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决策当局根据对各自利益总体的权衡达成事实上的默契，因而不打算对人民币汇率过分纠缠。美国少数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已然对行政当局的政策倾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们对于人民币升值不以为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认为，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而且对于中国经济有害无益。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明确表示，所谓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对美国经济有极大的好处。他们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美国经济得益于同中国的贸易，中国低技术产品不构成对美国产业的挑战，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廉价产品使消费者获益良多，并且使宏观经济长期得以在低通胀状态下运行。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便利了美国政府以极低的成本大量发行国债，以发展国防高技术产业。他们认为，美国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过度的消费及储蓄不足，这样即便迫使人民币升值，也未必能减少与中国的贸易赤字。美国从对华贸易获得的巨大利益足以补偿国内少量的“失败者”。
中国国内经济学家大多赞成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币值自然应该反映增长的国力。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造成中国贫穷的根源，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GDP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币的汇率。少数反对者则主要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引发通货膨胀，地产金融泡沫以致后续的经济衰退为鉴，认为中国很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压力，中国政府事实上采取了某种折衷的方针，即对人民币汇率实行逐步向上微调。但这样不但未能平息国际压力，反而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加剧了流动性过剩。为抑制反对者所预期的通胀压力，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而利差的出现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游资的诱导，又对国内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巨大压力。
从理论上讲，要达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只有放开汇率，令人民币升值到位。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被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又可以抑制通胀的“两全之策”，符合中国的利益。
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这样做？
具备大幅升值的真实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出口贸易采取了各种鼓励措施，出口的平均增幅几乎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高达70%，其中出口依存度达1/3强。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成功的神话；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脆弱。
仅仅从贸易平衡及相关的汇率变动的维度看，中国具有与日本相似的特征，但中国本币的被迫升值却并非是工业化进步带来的产业全面升级的自然结果。
日本产业“空洞化”——即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成功（中间部件等半制成品返销日本）抵消日元升值给本国制造业造成的压力——作为应付本币升值的一种主动的全球化措施，其背后体现的是日本强大的工业实力。
但中国不同。中国国际贸易的60%被外资控制，高技术贸易只占全部贸易的20%左右，而高技术贸易的90%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中国贸易顺差的85%靠外资来实现。这就清楚表明，中国仅仅是低技术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是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价值链中最理想的低端生产环节。从国内报章屡屡表露出的对于跨国公司可能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的担心，即充分证明了中国不但不具备发达国家那种以“产业空洞化”，即主动的全球化方式，以全球市场为市场，以高技术为载体延续并加强制造业全球竞争优势的能力，甚至缺乏在国内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平衡工资上升趋势的工业化的基本素质，且不说中国还受到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制约。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踯躅导致本国产业不具备技术输出能力，以应付本币升值的压力。外资企业大多两头在外，人民币升值对其成本影响极其有限；而本国企业主要依托国内市场从事生产制造，汇率变动对其生产成本具有刚性制约。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大规模改制后，中国本国产业的出口越来越依靠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很低，主要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维持竞争优势。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必然侵蚀掉这些企业本来就十分微薄的利润，使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在国内市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期望人民币升值来迫使它们实现产业自动升级恐为“天方奇谈”，相反，更大的可能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引起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那时，伴随着出口下降的将是经济的衰退和人民币的贬值。
因此，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并不切合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更不符合掌握着全面信息的中国政府当局的政治经济理性，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仅仅是为了缓和国际压力以换取经济持续增长的总体环境的稳定。
升值来自技术指标压力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更多的是来自技术指标的压力，而与意象中的“国力”无关。具体而言，外汇管理当局的强制结售汇政策以及不允许自由汇兑的外汇管制措施，造成了外汇严重的供大于求，从而在技术上形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严重依赖，又导致了出口政策的政治化，即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及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来营造吸引外资的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而外资确实受到此一基本面的吸引大量进入中国，相对于中国较小的对外投资规模，资本账户于是也形成大量顺差，因而使人民币面临更大升值压力。
如前分析，这种不是基于工业化实质性进步的货币升值其实掩盖了中国深刻的经济和产业危机。忽视这一点而大谈特谈人民币升值与否及其利弊并无太大意义，如果不厘清人民币升值的由来，就无法为走出该问题引起的纷扰以及为明晰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一般认为，中国的出口促进政策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亦即重商主义。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激励机制是“重规模而轻效益”，由此造成出口秩序混乱，企业间恶性竞争，边际利润逐年递减。粗放式外贸出口造成了数千亿元的银行坏帐，这种徒具规模而无实质效益的“无利润增长”（unprofitable growth）完全背离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从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对投资实行自由化方针。与此同时，为了重返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中国主动削减进口壁垒。
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在起步和发展阶段无一例外均经历了市场保护阶段。日本、韩国和台湾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些经济体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都实施了由政府主导的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对进口和外资加以限制；甚至已经工业化的西欧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复兴经济，在美国的默许下，也纷纷采取了经济民族主义方针，保护国内市场，从而培植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去工业化危机
假如说中国的鼓励出口政策是一种“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模式，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实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则完全抵消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发展战略上的模糊以及政策上的相互矛盾，在经济增长被高度政治化的国内条件下，使得中国发展战略被完全建立在片面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其“片面性”在于，“比较优势”原则原本适用于单纯的贸易交往，主权国家可以采取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发展国民教育等方式来改善本国的比较优势，但中国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压倒了一切，没有下力气建立现代高效的政府机构，没有及时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而轻率出让国内市场以换取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的绩效。被制度性压低的劳动力成本虽然造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却同时造成国内消费的持续低迷，加之外资的挤压，中国本国的产业缺乏足够的市场规模进行资本技术积累，而只能集中于低技术生产。虽然目前中国除了尖端产品如大型干线飞机无法生产外，几乎可以制造出一切产品，但中国始终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事实上已经退化为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或如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言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无技术工业化”意味着作为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对外资以及对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仅有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低廉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这一优势已经或正在被“无技术工业化”在其他方面造成的劣势所吞噬，如环境的全面恶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市场的“零和”竞争，以及在战略性资源上与发达国家越来越尖锐的冲突，等等。
这些公开或潜在的冲突也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有趋向恶化的可能，这反过来又会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币升值与否其实难以缓解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
假如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中国不再可能有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工业化意味着国民的富裕和普遍的中产阶级化，稳定和强劲的消费足以支持经济的自我循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以及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也自然会大部消除。但中国依然必须以世界市场为市场，所不同的是，工业化的中国具有单独制定或与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技术上的互补，有能力通过向后者输出资本技术以及发展模式来加强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再者，中国还具备了就世界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任何一个大国进行合作性谈判的能力，等等。
因此，工业化涉及中国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与此相比，人民币汇率问题只能是从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局部性技术问题，需要认真应对汇率政策问题，但似更应将人民币的技术性升值趋势与对中国国力的过高估计相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