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说明：



　　本帖摘编的内容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到近现代的西方思想精华。摘编者选择了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有代表性、独创性近百位大师们的文字。他们是：柏拉图、边沁、达尔文、笛卡尔、杜威、黑格尔、康德、卢梭、洛克、孟德斯鸠、马克思、斯密、亚当、尼采、萨特、休谟、亚里士多德、詹姆士、威廉……同时，适当地介绍了与他们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存在主义……世界上流行甚广的十多种学说。正是他们的智慧，在不同时代创造出那个时代的思想顶峰。推动社会不断地进步，人类才能从冥冥的黑暗中，走到今天光明灿烂的知识经济时代。从时间上，以近现代为主，空间上选文，选作者尽量广泛，以便读者了解更多不同的学说。
摘编的主要书籍为姚鹏主编的《西方思想宝库》，该书被西方称为“三千年西方思想第一部指南”。考虑到思想体系的一致性，作者介绍、诠释选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素以权威性高，学术性强著称。
摘编者希望“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振兴中华事业中，对西方思想有一个初步地了解，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的政策、法律，成为一名具有渊博的学识、聪慧的头脑、站在巨人肩上的当代人。
中国读者即使专业人事也很少可能尽读这些大师们的全部原著，广大读者也不可能随地看到《西方思想宝库》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两部巨著。为了广大读者了解、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开拓视野、活跃思想；以批判的态度吸取养分，剔除糟粕；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摘编者深信在“以人为本”的观念主导下，思想、文化领域，也会在继承几千年优秀文明传统的同时，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崛起。所以选出这个精华本出版，以便读者阅读。虽然摘编者竭尽全力以历史和学术理念，全面、公正地选原作者、选文，但是由于学识浅陋，仍难免偏颇，甚至错误，希望专家读者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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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摘：转自互联网
转帖人：凌璎

论人篇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蒂迈欧  宇宙的创造者对诸神说：“诸神们，神的孩子们，你们是我的作品，我是你们的创造者和父亲，只要我愿意，我的创造是永无止境的。一切受束缚的东西可以解放，但只有有罪恶的存在才有解放可言，以达到和谐和幸福。所以，你们仅仅是生物，你们完全不是不朽的和永恒的，但是决不会被毁灭，也不会受到死的命运，在我的意志中，你们比与你们一同出生的那些东西，具有更大、更有力的保证。现在请听我的指示：——我还将创造三批芸芸众生——没有他们，宇宙便不完满，因为宇宙现在尚没有包括它的完满状态所应该包括的每一种动物。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由我来创造，在我手里得到生命，他们将会与诸神平等。为了使他们成为凡物，并且这个宇宙达到真正包罗万象，你们应该模仿我创造你们时所显示的那种力量，依自己的本性，亲自创造动物。值得用会死的这个称呼的这部分被创造物，是神圣的，是愿意服从正义和你们的那些引导原则的；你们是神圣的，我已亲自播下种子，开了头，我将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们。你们不可把会死的与不朽的混杂起来，你们应创造和生养生灵，给他们食物，使他从头成长，复而得到死亡。”
他讲到这里，在他先前混合了宇宙灵魂的那个杯子中，再倒入剩下的元素，按同样的方法混合；所以，它们不象从前那样纯了，而被稀释两、三度。他做好混合液，便把它分成几份，灵魂的数目等于星星的数目，安排每个灵魂属于一个星星；把他们安置在一辆马车上，告诉他们宇宙的性质，向他们宣布命运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他们最初出生时都完全一模一样，——在他手里，没有人会遭受不幸；他们将严格按照适合他们的时间被播下，产生最有宗教情感的动物；此后，这个优越的种类便叫作人，他们具有两种人性。
柏拉图：《蒂迈欧》（1）
柏拉图：（plato,ca.428BC—347BC）:古希腊三大思想家之一，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起，共同奠定西方思想基础。
普罗泰哥拉  说过，人是一切事的尺度，是存在者之存在、不存在者之不存在的尺度。
（一）哲学的人学
16世纪末期人学一词开始在德国各大学的哲学系中使用。18世纪出现了把人学分为自然人学和文化人学的倾向；前者把人当作一个自然种类，后者把人当作一个被历史和地理因素个别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是为了适应科学分工的需要，这一需要近来日益增长。结果，人学的领域已分为赵来赵多的专门学科，来分别研究人的各个方面。哲学的人学就是为了挽救这门学科重新组合于一个共同目标之内，设法给人的研究工作条理感。因为没有条理感，研究人的科学就会忽视人的本质，忽视人性。
当代的哲学的人学虽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人却是西文哲学经常研究的对象。公元前5世纪中叶智者普罗塔哥拉就制订了人学的基本准则：“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久，苏格拉底也把德尔斐的神谕“知道你自己”作为自己的教条。人、世界和神自有史以来就是西方思想的重大课题，但这三者的重要意义则历代各有不同。
在古代，着重宇宙或宇宙秩序的概念，宇宙学比神学和人学占有优先地位。天体的宏观世界以其规律主宰人类的微观世界。中世纪文化仍保留着古希腊的世界结构；不过也有一种变化，在希腊人看来，宇宙秩序的权威凌驾于神之上；但在基督教看来，一个万能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人的创造者。人不是为着自己而生存，他处于神的一种创造物的地位。尽管严格地说来中世纪没有人学这门学科，但在神学中却有一部分谈到人的堕落性质及其得救的可能性。在文艺复兴时代，人虽未停止在宇宙框架内观察自己，未否认神的存在，但他却充分地摆胶了这些束缚而把自己看做注意的中心，而思想的引力中心也从天上降到地下；人可为他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往往以人的尊严和优点作为论述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不是哲学的人学，它仍为人是神的写照这一主题所蛊惑。
16世纪怀疑主义者蒙田是对人学思考作初步尝试的代表。他这种思考摆脱一切教条的羁绊，而用以经验为根据的考察精神来探讨人的各个不同方面。16世纪未和17世纪初经验主义先驱F.培根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但17世纪的古典哲学却脱离蒙田所开辟的道路，认为“摇摆不定的人”似乎不足以作为永恒真理的有力支柱。法国哲学家B.帕斯卡认为人既非天使，也非野兽，而试图把人理解为堕落的神或高级动物也是徒劳。笛卡尔把个人意识只是看做预测必然性的最敏捷的手段。斯宾诺莎和马勒伯朗士则认为个人的自我既不实在又无价值。在未抛弃伟大理性主义给现实所规定的体制之前，哲学的人学无立足之地。17世纪未期，洛克的著作《人类理智学》给欧洲思想带来了一种新风格，主张采用经验的探讨方法要求人们要意识到人类知识所受到的限制。洛克阐明了人应当承认自己是这世界的理性主人；但人并不是个绝对主体，而是一个具有形体的意识，带着人性实体的各种缺点和限制。洛克、休谟以及法国孔狄亚克的哲学可算做哲学的人学。达朗伯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有人学的倾向。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哲学的人学有了明显的特点。它是与人文科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哲学分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重新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动物；他们把传统的自然哲学补充以“历史哲学”。孟德斯鸠、伏尔泰、康德和黑格尔都相继发展了一种历史的或法律的和政治的人学。在19世纪社会科学高度专门化的情况下，科学专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他们过分地夸张他们自己的科学，结果成为他们专门化的俘虏，而不能观察人的全部及其实质。宗教科学专家看到的只是宗教仪式行为，而经济学专家则认为个人的或社会的生活都只是全神贯注于个人的物质利益。哲学的人学为了补救这种认识论上的无政府状态，主张在对人的理解中人生的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在人文科学出现之前，古代哲学叫作形而上学；哲学的这一新支可以认为是“人而上学”，以期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高潮中，再求得人的平衡。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思想界长期不接受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一概念；人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看做是羞辱和堕落。另一方面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也不把人的身体当作人看待，认为人的本质和他的肉体器官毫无共同之点。哲学的人学则和这种二元论完全相反，认为人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经验证明没有无身体的思想。人学的一元论不是本体论的一元论，而是认识论的一元论。
德国学者J.F.布鲁门巴赫被人认为是自然人学之父，他的《论人的天生变异》（1775）是一本继续布丰的《自然史》而写的著作，他认为只有人才真正有手，使他能制造工具；只有人才会说话、会哭、会笑。通过布鲁门巴赫的著作，自然人学现在可能对人作出更多的理论探讨。人的直立姿势解放了前肢，发展成为手，而手则是技术创造的泉源。同时，直立的姿势使人扩大了视野，增加了活动领域。虽然人是软弱的，赤裸的，缺乏自然的防卫手段，但他的身体构造是他身体自由的基础，他的智慧是保证他生存的最有效的武器。
人是进化的产物。但这一观念起初不易被人们接受。19世纪上半纪，法国考古学家布歇·德·彼尔特在法国北部发现了一些加过工的燧石和其他石器，认为这是远古文化的遗迹；一直到20年后，即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人们才承认了这一说法。
哲学的人学和古典哲学的唯理论相反，它的对象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我思故我在”的我，而是对人生存处境的探讨。自然人学不能和文化人学分开，人的变异不但须从自然方面认识，也要从文化方面认识。
人是文化的产物。象布丰所想象的纯粹野蛮人是没有的。瑞士生物学家A.波尔特曼说:“人的遗传所特有的方式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的。”同时，人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在18世纪未期，德国浪漫主义先驱冯·赫尔德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哲学的见解认为，文化才能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人的社会实体化和他的身体实体化一样，是他生存在世界上的先决条件。
20世纪20年代，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把个人生活状况作为中心。哲学的人学是一种体化哲学，把每个存在着的人体都被认为是无法摆脱双重的具体实在：它不能没有身体；同时，在他们作为一个必要的分子的社会团体中（如家庭、国家和政党），又和其他人个联系在一起。这种自我统一不是当下可见的，而是在与各种因素的不断接触中探索自己。照哲学的人学家看来，世界上既没有普遍的真理公式，也没有对真理的固定准则。真理的真谛就是这样探索自己，在达到结论前什么也不能肯定。人个被认为是基本价值的主体，他强使自己承担起一切主要责任。和理性主义的体体论相比，哲学的人学更注重人体，它希望成为一种具体人的生活经验的哲学，而不管什么本体论的本质。
哲学的人学关注每个个人生活的不可索解的奥秘，心理学的任何模型和图式对它只能提供有限的理解。哲学的人学不能形成一个学派，而只能代表各种不同思想所共有的一种趋向。
对大多数哲学的人学家来说，必须把人和神的关系计算在内，才能确定人在事物体体中的地位。如果说古代思想的主要任务是证明神的存在，现代思想的首要任务则是证明人的存在。
柏拉图：《泰阿泰德》
雅典客人  人……是驯化的或开明的动物；不过，他得到了正确的指导和幸运的环境，因而在一切动物中，他成为最神圣、最开明的；但是倘若他受到的教育不足或不好，他会是地球上最粗野的动物。
柏拉图：《法律》
有某些生物具有全部的精神力量，有某些生物精神力量较少，有的只有一种精神力量。我们所说的精神力量是滋养的、与食欲有关的、感觉的、推动运动的和能思维的力量。植物只有第一种即滋养的力量，而另一种生物又多了感觉的力量，有感觉力量的生物，也必然有有的力量；因为售价是一种欲望情感和希望是人类具有的；所有动物都有一种感觉，即触觉……。某些动物还具有能运动的力量，而另一种生气勃勃的存在，即人，和可以存在的象人一样或优于人的生物，具有思维的力量，即心灵。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在大多数动物中，有精神性质的痕迹，这些性质在人的这一品种上较为明显。因为正象我们指出的动物的生理结构的相似性一样，我们在一些动物身上也看到温柔或残忍，疯狂或易怒，勇敢或怯懦，恐惧或大胆，高尚的精神或卑鄙的狡诈，就智力而言，它们可以说是精明。人身上的这些素质中，有些可以与动物身上的一些素质相似，只是量上不同：即是说，一个人或多或少具有这种品质，一个动物或多或少具有另一种品质，人身上的其他品质表现为类似但并不等同的性质：例如，在人身上我们发现知识、智慧和精明，在某些动物身上存在着与这些性质类似的某些自然的可能性。倘若我们考虑一下儿童的现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便可比较清楚的理解：在儿童身上，可以观察到总有一天将会确定为的精神习惯的那些东西的痕迹和端倪，尽管从心理上看，一个孩子在那个时间很难与一个动物区分开；因而这样一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即，就人和动物而言，某些精神性质是互相一致的，而有些彼此相同，有些彼此类似。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
一切动物中，唯有人能够直立，这符合他与神相似的性质和本质。因为思维和智慧是似神者的机能；如果沉重的身体由上压迫下来，它的重量阻碍了理智和一般感觉的运动，在这种重负下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亚里士多德《动物构造》
人成为最有智慧的动物的原因是他具有手，这是阿那克萨哥拉的看法。但是比较合理的假设是，手的天赋，是他具有优越智力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因为手是工具或器官，大自然分配器官的定例，是要把每一个器官给能够使用它的动物；大自然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了，正象深谋远虑的人会做的那样。给已经是演奏笛子的人一支笛子，与给人一支笛子，然后教给他吹笛子的技艺相比，前者是比较好的计划。因为大自然对比较大/比较重要的东西补充的较少，对不太有价值、比较小的东西并不给的更多。我们看到这是比较好的方向或道路，也看到什么东西能够使大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最好的事物，因此，我必然得出结论，人的优越的智力并不是手造成的。因为最有智慧的动物是使用最多的器官的动物；手不可被看成是一个器官，而是许多器官；因为它是运用其他工具的工具。所以，这个工具——手——是所有工具中用处最多的工具，是大自然给与人的，人是一切动物中最能够获得最丰富多彩技艺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动物构造》
没有人会选择孤立善的整个世界，因为人是政治生物，他的本性要求与他人一起生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对每一事物最合适的东西，从本性上讲，就是对每一事物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东西；所以，对于人来说，合乎更改的生活是最好、最愉快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理性更属于人的了。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当诸神的的生活得到幸福时，人的生活也得某些类似的幸福，不过人的幸福生活属于他们自己，而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是幸福的，因为它们决不会思考。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人类在其完满时，是最优良的动物，但是如果违背法律和正义，他就是一切动物中最恶劣的；因为武装起不正义是比较危险的，人天生具有武装，这就是运用智慧和德性，他可以把它们用于最坏的目的。所以，如果他无德，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如果自然的所作所为，既不残缺，变无虚废，那么天生一切动物应该都可以供给人类的服用。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优于动物的地方就在这里，人是最善于摹仿的动物，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由摹仿而来的。
亚里士多德《诗学》
人与动物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这样的：禽兽在很大程度上为感官所驱动，很少考虑过去或未来，只是为眼前而活着。但是人因为天生具有理性，他凭借更改可以知道事物的关系，看到万物的原因，理解原因和结果的相互性质，作出类推，因而很容易审视其一生的整个过程，为生活的行动做必要的准备。
西塞罗《论义务》
蒙台涅和其他人认为禽兽也有理智或思想，我不能附和他们的看法；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人们普遍承认的真理：人绝对优于其他所有动物；我承认有一些动物比我们强壮，我信还有一些动物天生具有欺骗最精明的人的狡诈的能力，但是我认为，它们只是在无需思想指导的行动里，模仿或超过我们。
笛卡尔《致纽卡斯尔候爵的信》（3）
笛卡尔（Descartes,Rene.1596—1650）：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散文作家，近代哲学的开拓者。
这个基本的论点使我确信，禽兽没有理性，象我们人一样，尽管同一种禽兽中，有些比其他的同类完善一些，在马和狗中尤其值得注意，有些马或狗比其他同类更有能力记住教给它们的东西，尽管它们能够用声音或身体的其他动作，告诉我们它们的情绪和意图，诸如愤怒、恐惧、饥饿等等，但是人们决不会看到任何禽兽达到这样的完满程度；能够使用真正的语言，即是说，能够用声音或用其他符号向我们表示，只与思想有关的任何东西，而不是单单的情绪；因为语言是隐藏于身体中的思想之存在的唯一符号；现在所有的人，包括最愚蠢、最笨的人，甚至没有讲话器官的人，都可使用符号，而禽兽决不会做这种事情；这可能是人与禽兽的真正差别。
笛卡尔《致亨利?q摩尔的信》
上帝创造一切事物仅仅是为了我们，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个假设无疑是荒唐可笑的，不适于物理学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怀疑，存在着无限多的事物，或曾经存在过，现在已不存在了，人们从没有见过或认识过它们，它们对人没有过任何用处。
笛卡尔《哲学原理》
人是多么的虚幻啊！是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怪异、多么的混乱、多么矛盾的主体、多么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贮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
帕斯卡尔《思想录》（4）
帕斯卡尔（Pascal,Blaise.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散文大师、哲学家、近代概率论奠基者。
兽类缺少我们所具有的高级的优点，但是它们有我们所没有的优点。它们完全没有我们的愿望，但是它们却也没有我们的恐惧；它们同我们一样遭受死亡，但是不了解死亡；它们大多数甚至比我们更会保存自己，并且不象我们那样滥用情欲。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人是不断地违背上帝所制定的戒律的，并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戒律。他应该自己处理自己的事，但是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和错误；他甚至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情欲的支配。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把他的创造者忘掉；上帝通过宗教的戒律让他记起上帝来龙去脉。这样的一个存在物，也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首先戒律劝告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自己的责任。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5）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18—1755.2.10）：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早年就读于尤里学院、波尔多大学，毕业后当律师。1716年继承其伯父之财产和爵位，并接任波尔多法院副院长，又入波尔多学院研究地质、生物和物理学等。1721年发表《波斯人信札》。该书辛辣地讽刺法国文明社会、路易十四的统治和社会各阶级；评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对人口统计学这一新学科作出独特贡献。他将伊斯兰教同基督教加以比较；讽刺天主教教义。全书贯穿批判精神，有力地向传统挑战，他也因此出名。1722年去马黎，借贝里克公爵之力，进入宫廷。后结识朗贝尔夫人等，出入文艺沙龙。这期间又结识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并将其政治观点反映在他对英国宪法的分析中。在朗贝尔夫人大力支持下，于1728年进入法兰西学院。但他却决定以出国旅行来完成学业。先后到维也纳、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等地。在英国交游甚广，受威尔士亲王接见；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参加议会辩论；浏览当时的各种政治杂志。1734年写成《罗马盛衰原因论》。该书技巧欠佳，遭学术界冷遇，但有关罗马史的评论深邃有力，研究历史因果关系的方法引人入胜。他从起因与偶因的差别中找到自由意志与历史决定论之间的调和方案。此书除表现对专制制度的憎恨外，还崇尚政治自由。为了撰写论述法律与政治的巨著，他博览群籍，作大量笔记。1748年《论法的精神》终于脱稿。该书堪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媲美，成为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一巨著。作者熟悉以往各思想流派，却自有独到见解，所论述的三个问题尤其值得称道。一为对政体的分类。他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分类。摒弃君主贵族与民主政体的传统分类，为每一政体规定一生动原则，认为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誉；专制统治则基于恐怖。其二是三权分立说。他将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认为三权必须分授不同的人或团体，独立行使，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自由，英国即此类国家的模式。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均受此学说启示。其三是气候对政治有影响的学说。他强调气候影响人体结构，从而影响人对社会的看法，立法者的责任是消除这种影响。但又坚信气候仅为次要原因之一，其他因素（尤其法律、宗教及政府的准则）对政治的影响将随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大。他认为必须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宗教本身是社会现象，任何信仰究竟有利或有害，与其教义是否是真理无关；认为专制制度、奴隶制度和偏狭是天生的祸害；坚信人的尊严。《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得到各界赞扬，苏格兰哲学家休谟认为该书定将世代受到颂扬；一位意大利朋友读此书时赞不绝口；瑞士科学家C.博内则认为孟德斯鸠发现了思想领域的规律，正如牛顿发现物质世界的规律一样；启蒙哲学家把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指责文章与小册子也接踵而来。1751年此书列为禁书，但这不过是他的短暂的挫折。1750年他已发表了《捍卫法的革命》，内容深刻，文笔犀利。此时他已享有世界声誉。
一切动物，既然都有感官，所以也都有观念，甚至还会把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联结起来。在这一点上，人与禽兽不过是程度之差。某些哲学家甚至进一步主张，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差别，比这一个人和那一个禽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因此，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因为物理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感官的机械作用和观念的形成，但是在人的意志力或者勿宁说选择力方面以及对于这种力的意识方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精神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能用力学的规律来解释。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6）
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1712.6.28—1778.7.2）：18世纪欧洲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激励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对浪漫主义的一代也产生了影响。作为哲学家，他试图综合基督教与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将这种综合称为“智者的唯物主义”或“世俗的宗教”。政治上，他的“社会契约”论超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他对“自然教育”及师生之间自由地认可的“契约”所作的探索是全部现代教学法运动的根源。他的思想不仅表达在政治和哲学论文中，也表达在文笔优美的小说和自传著作中，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卢梭出身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1722年父亲流放后，他寄居在舅父家，不久便开始了近20年的流浪生活，先后到过安西、都灵和巴黎，当过雕刻工人、仆人和音乐教师。1745年卢梭再次遇见狄德罗，和他建立了友谊，并在日后深受其影响。1750年，由于狄德罗的鼓励，卢梭参加了法国第戎学院举办的关于科学和文艺的复兴是否使道德淳化问题征文奖竞赛，其论文《论科学和艺术》获得头等奖，因而一举成名。此时他作为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了全部音乐条目。
在《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卢梭对人类自然状态作了一个假定性的描述。他指出：尽管自然造成了不平等，但人类有一个事实上的平等的时期，人们彼此独立地生活，不服从任何一个人，他们象野兽一样互相回避。在他看来，地质的大变动把人们集中在一起，人类度过了各种神话所描绘的原始公社生活的“黄金时代”。在这种时代，人们既有爱、友谊、歌、舞的欢乐，也有妒忌、恨和战争的痛苦；从中学会了善良，也学会了邪恶。铁和小麦的发现开始了人类进化的第三阶段，产生了对私有财产的要求，因而陷入可怕的战争状态。从而迫使富有的地主求助于保护他们财产的法律制度。卢梭并不主张人类应该回复到自然状态的原始平等。在1755年为《百科全书》写的《论经济政策》中，卢梭提出将由于社会不平等引起的不公平缩小到最低限度的方法：第一，要实现政治权利和义务平等；第二，对一切儿童的公共教育应按照古代斯巴达的典型建立在对祖国的热爱和道德上的严峻的基础上；第三，要实行将公共财产资源与征收遗产税和奢侈品税结合起来的财经制度。
1756年以后，卢梭隐居6年，潜心著述。1761年发表小说《新爱络绮思》。由于对达郎伯为《百科全书》写的《日内瓦》条目有不同看法，卢梭与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终于完全决裂。从此他开始了关于教育的沉思，1762年写成《爱弥儿》。在《论社会契约》（1762）中，卢梭发展了他在《爱弥儿》结论中所概括的政治原则。他试图回答是什么强迫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或一个人凭什么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力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只有一种为全体人民所自由地接受的契约能使一个人既受社会约束，又保留其自由意志。在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作用后，他得出了“世俗的宗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的结论，这样的宗教包括两个教义：对一切宗教的宽容和上帝对善良公民的奖励；对坏人的惩罚。
1762年6月，卢梭的《爱弥儿》和《论社会契约》被法国议会查禁，他先后流亡瑞士和美国。1764年又回到法国，所编《音乐辞典》于此时出版。
我们从未见过两只狗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不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一个动物，如果想从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予者的欢心外，不能有别种手段。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时也采取这种手段。如果他没有别的适当方法叫同胞满足他的意愿，他会以种种阿谀的行为，博取对方的厚意。
亚当·斯密《国富论》（7）
亚当·斯密（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二）自由主义  对自由主义不适宜于作出简易的定义。主要的困难是自由主义者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同时，自由主义者自身在关于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一问题上往往有彼此相反的意见。这也成为引起人们对自由主义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若干世纪以来它的内容曾有过巨大变化，但它仍保持原来的形式。
历史背景
自由主义是希伯来的预言书、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学说和耶稣登山宝训等发展之顶点。从这些思想中产生了重视人的个体的意识，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个人，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独特成就。这是与西方人追求自由分不开的。因为自由主义从广义说，就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中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封建阶级社会，根本不是滋长自由主义的土壤。随着欧洲逐渐商业化和城市化，兴起了一个反抗教会和君主压迫的中产阶级；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得不有所改变，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宗教改革和英、法国家的革命运动就应运而生。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明白宣示的信条，可以说是近代西欧历史上这些重大冲突的产物。但自由主义在各国的命运，却因各国不同的历史情况而有所不同。它与一国之王权的强弱、贵州的兴衰、工业化的速度以及国家统一的状况都有关系。因此，法国自由主义的特性反映了贵州和波旁王朝专制主义的衰落。由于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影响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化，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德国归于失败。由于奥地利和拿破仑的武装干涉，以及梵蒂冈的反对，自由主义迟迟未能进入意大利。尽管情况有差异，自由主义对独裁主义的冲击毕竟还是在整个欧洲及其领地回荡着。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匈牙利有科苏特，在意大利有马志尼，在荷兰有托尔贝克，在南美洲有玻利瓦尔。
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从经济方面看，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以市场的统治权和“利益集团的自然协调”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不须任何目的性的安排，它有自身调节的机制。道德的目标和伦理的准则都不能决定市场内部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个人的自私自利是一个促进公共福利的推动力量，因为在一个交换经济制度中，他为了要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先为别人服务。但是这种令人愉快的结果只有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出现。任何别的安排都必将导致严密统辖、剥削和经济停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此理论作过精辟的说明。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经济动物，所要求的总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在边沁看来，自私自利和贪图享尔乃人之天性，因而他问道：“当苦乐这样重要的问题急待解决之时，谁能不打算一下呢？”正因为有理性的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政府机关的干预，只会减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再一个古典经济信条就是：消费者是最高的主宰，他们能过所付的价格和所购买的数量，规定着产品的质和量。这种经济信条的逻辑涵意是对私有财产的辩护。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取得的私有财产是一切财产的基础。”边沁说：“正是这种权利克服了人们对劳动的厌恶。”因为贪婪和懒惰是生而有之的、不可克服的人性，所以必须保持财产的安全。美国的宪法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责成政府要负起保护它的责任。
在政治方面，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坚定不移地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免对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破坏性的干涉。斯宾塞甚至不许政府担负起城市修马路、装电灯和搞卫生的责任，而边沁对政府的忠告是“要安静”。伯克说：“国家的力量只能防止过多的恶，而很多能行积极的善。”美国的杰斐逊则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的这一名言为美国人世世代代广泛传诵。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不要却作个人自己所能作的事情。人们想出种种办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分权就是其中之一。它把政府的职能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使其相互牵制。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权利的解释各有不同，或者把它们说成是“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洛克）；或者把它们说成是“功能的”（边沁）；或者说成是“传统的”（伯克）。总之，都是不受外来干预的。
成就和失误
从历史的角度看，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引起了各种巨大变革。而古典自由主义就是使这些力量合理化的表现。封建主义被摧毁了。资本主义代替了中世纪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腐败无能的贵族被剥夺了特权。专横的权势受到了挑战和约束。中产阶级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精力来扩大生产手段，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代议制政府兴盛起来，自由主义者限制了统治权力，使立宪政府的理想变成现实。他们发展了个人权利的学说，其中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这是近代民主的精髓。穆勒的《自由论》被赞扬为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权的鉴定书。但先后在英美两国发生的经济变革，自20世纪初以来日益破坏着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广大的人民群众实际上享受不到经济学家所设想的“自由选择”。更坏的是，利润制度使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生了不少恶果。其中较显著者有：1.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贫困的状态中；2.消费者缺乏购买力，市场商品充斥，导致生产停滞；3.垄断生产手段者或其经理成为暴君，为所欲为，他们利用权力影响和控制政府。这是20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这也是导致他们反对私人集体主义的一些情况。他们主张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倡在商业和政府之外形成各种权力中心。
现代自由主义
它比古典自由主义更不定型，它们没有象洛克、亚当·斯密那样的“家长”。尽管如此，现代自由主义的轮廓还是清楚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承认利润制度，无意取消它，而只想改选它和控制它。但他们也找不到一条固定的、永恒的界线来划分经济的私人部分和公共部分。现代市场所实行的体制，必须以裨性的方式加以补充和改正。他们虽相信价格、工资和利润应由有关方面进行协商，和响应市场的常规压力，但他们都坚持价格—工资—利润的决定影响整个经济，必须与公共政策相协调。
自由主义的前景
在当前，自由主义所依赖的那种传统联盟已在许多国家处于破损状态。左派和右派日益走向两极分化，使自由主义受到两面攻击。不过，这种围攻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自由主义的许多纲领都变成了公共政策。自由主义的内容往往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自由主义者可以今天反对教会，明天又拥护教会；在一个时期他们希望政府对经济事务少干预，在另一个时期又希望政府多过问；他们曾长期宣传工会的好处，说不定有一天又会考虑工会的坏处。但其动机总是一个：反对使个人自由受威胁的权力集中，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希望重建新的社会制度但自由主义者总想避免突然的巨大变动，这使他们与激进主义者有所不同。自由主义者对于一些有用的变革又很热心，这是其不同于保守主义者之处。自由主义的内容尽管经常改变，但它的特性构成了它的独特而经久不变的形式。
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因此，无论人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其他有理性者的，在他的一切行为上，总要把人认为目的。
康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8）
康德  （Kant,Immanuel.1724—1804）：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者。
人类，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顾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求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而为自己立下一些实践的准则。但是人类还并不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动物，以至于对理性向其自身所说的话全然漠不关心，而只把理性用作满足自己（当做感性存在者）需要的一种工具。因为理性对人类的用途如果也与本有对畜类的用途一样，那末人类虽然富有理性，那也并不能把他的价值提高在纯粹畜类之上。在那种情形下，理性就只是自然用以装备人类的一种特殊方式，使他达成畜类依其天性要达成的那个目的，而并不会使他能实现一种较高的目的。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
如果我们彻底检查整个自然，我们在它作为自然来看，并未发现任何东西是能要求有作为创造的最后目的这种优越地位的。其实可以甚至在验前证明或者可以作为自然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尽管尽量赋之以任何可想象得到的性质或属性，毕竟就它作为一种自然的东西来说，它永远还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
在我们观察植物界时，我们开始可能由于它借以蔓延到几乎每一种封上的那种不可估计的丰产力而引起这个思想，认为应该把它看为自然在矿物界中它的各种形成所显出的那种机械作用的单纯产物，但是对于它的不可言喻的聪明组织有了更详细的认识，就使我们不能有这种的看法而引起这个问题：生命的这些形式的存在是为着什么缘故的？假如我们这样回答：是为了动物界的，使得它有其生存的资料，以致它能有多种多样的品类散布在地面上。那么问题又发生了：这些吃草的动物又是为着什么缘故而存在呢？其答复大概象是这样的：是为了食肉的动物，它们只能是靠本身是有动物生命的东西来生活的。最后就有了这个问题：这一切上面的自然各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和什么缘故的呢？我们说，是为着人类的，而且是为着人类的理智告诉人如何在许多的用途上来利用这一切的种种生命的形式的。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着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
康德《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
有一个判断，乃至最通常的理智在其反思到世界上事物的存在以及世界本身的实在存在时，也不能摆脱的，那就是这个判断：生命的形形色色，不管它们的安排是怎样巧妙，不管它们的联系在一起是怎样多种多样的、符合于目的的、甚至它们许多确称为各界的系统的整体，如果人类或者某种有理性的存在者不存在于其中，就会没理由地存在着。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徒然的，没有最后的目的了。
康德《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
倘若人不升空成为天使，毫无疑问，他将下沉成为魔鬼。他不能停留在兽性。最野蛮的人并不是野兽；他更坏，非常坏。
柯勒律治《桌边谈话》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是地球上的魔鬼，是灵魂备受折磨的动物。
叔本华《基督教体系》
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野蛮、可怕的动物。我们所认识的人，只是我们经过驯化和教育、我们叫作文明的东西；因而人的真正本性偶然爆发出来，会使我们惊恐不安。但是一旦去掉法律和秩序的枷锁，无政府状态来临时，人便会圳出自己的真实面目。
叔本华《拾遗和补充》
我想我能和动物在一起生活，它们是这样的平静，这样的自足，我站立着观察它们很久很久。
它们并不对它们的处境牢骚烦恼；
它们并不在黑夜中清醒地躺着为它们自己的罪过哭泣；
它们并不争论着它们对于上帝的职责而使我感到厌恶；
没有一个不满足，没有一个因热衷于私有财产而发狂；
没有一个对另一个或生活在几千年以前的一个同类叩头；
在整个地球上，它们没有一个是有特别的尊严或愁苦不尔的。
惠特曼《自己之歌》（11）
惠特曼  （Whitman,Walt.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草叶集》是其代表作。
人，即使今天还生活在最犷野的状态之中的人，是地球上自有生物以来所曾出现的最占优势的动物。他散而得比任何其它有高度有机组织的生物形态更为广泛，而所有的其它生物形态都在他面前让步。他这种高于一切的优越性显然是得力于他的各种理智方面的性能，得力于他的种种社会习性，而这些性能和习性使他能在同类之间进行互助互卫，这里面他的特殊的身体结构当然也有一部分力量。这些牲的极度的重要性已经在生活与生命的实际战斗之中得到了证明，得到了最后的裁决。通过他的种种理智的能力，演化出了有音节的语言，而评议是他所以能神奇地突飞猛进的主要的基础和力量。……人发明了、并且能运用各式各样的武器、工具、捕捉禽兽的机关等等，以此来保卫自己、捕捉禽兽，或取得其他方面的食物。他制造了筏子，或独木舟，用来捞鱼和渡越到旁近的肥沃的岛屿上去。他发现了生火燃烧的艺术，用来使坚硬而多纤维的根茎变软而易于消化，并使有毒的根块茎吐变得无害于人。语言而外，这火的发现，在人的一切发现中，大概是最大的了，而其发现的明或发现，也就是今天最犷野的人所以变得如此卓越而无敌的那些发明或发现，是他的观察、记忆、好奇、想象和推理能力的发展的直接结果。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2）
达尔文  （Darwin,Charles.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
没有疑问，在心理方面，最低级的人和最高级的动物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一只猿，如果能对它自己的情况作出一个平心静气而真正客观的看法的话，会承认，尽管它能够图谋划策来掠取一块园地里的果实，也尽管他能够用石块来进行战斗，未砸破干果，要把石块搞得成为一种工具，却很远地越出了它的思虑与能力范围之外了。它也会承认，要它逐步作出一套哲学的推理，或解决一个数学的问题，或沉思到上帝的存在，或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那就更谈不上了，但有几只猿也许会宣告说，它们能够欣赏，事实上也时常欣赏和它们结成配偶的对方的肤色和毛色的美丽。它们也会承认，尽管它们能够通过一些叫声，使伴侣们理解到它们自己的所见所闻或其它的知觉，理解到它们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欲望，但要把一些具体的意念用一些具体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想法却从来没有在脑海里经行过。它们可以诉说，它们随时准备多方面地帮助本队伍中的其它的猿，甚至为它们而死，也随时准备把失去了父母的幼猿抱养成长，但它们不得不承认，对人的那种最崇高的属性、爱及众生、不问亲疏、不计利害，它们却全不理解。
尽管如此，人和高等动物在心理上的差别虽大，这种差别肯定是个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3）
马克思  （Marx,Karl. 1818—1883）德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一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马克思的思想，有时也包括他的朋友和合作者恩格斯的思想。含有1914年以前由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所理解和实践的社会主义。还含有由列宁创造并被斯大林修订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即被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及其信徒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则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支系。还有毛泽东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各种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特里尔的一个小富有的家庭，于1883年3月14日逝于伦敦流亡中。他的父亲是改信了基督教新教的名律师，1824年使马克思受洗礼。他的少年期是在当时莱茵区思想开放气氛中过来的，后来他结识了一批以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自命之士，他们介绍给他对于当代宗教的批判知识和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著作。随后他转入新闻界，1842年任《莱茵新闻》主编。1843年夏结婚后，移居巴黎，1844年结识了思格斯，并与他合作，着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乃著《神圣家庭》（1845）。由于他给一个激进的刊物《前进》发表文章和别的活动，被法国驱逐出境，乃转移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写出《哲学的贫困》（1847）。他又与恩格斯合作，接办了一家当地的周刊。他们和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建立了联系，与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瑞士的地方组织都进行联络，为这个联合会他们写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1848）。自1848年以后，马克思的生活就和他的著作与政治活动分不开了。1859年他在思格斯的要求下，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两章，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1864年他参与了“国际劳动者联合会”（即“第一国际”）的成立，并任该会领袖。该会于1876年解散，此后他继续写《资本论》第二、三两卷，未及出版他就逝世了。
马克思认为，一切知识都包含对观念的批判。马克思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著作中有很多概念（占有、异化、实践、创造性劳动、价格等）都来自黑格尔、费希特、康德、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先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要直接了解马克思著作的核心，就必须研究他关于人的具体理论。理解马克思和研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同样重要。马克思认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一个异化了的人。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观念，贯串于他的全部著作——从青年时期的著作到《资本论》。他在《经济和哲学手稿》中说明，劳动的异化是由下述事实产生的：工人生产愈多，消费愈少；创造的价值愈多，自身的价值就愈低，因为产品和劳动已经和工人相脱离。马克思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圣西门的理论以及梯也尔、基佐等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继承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把阶级斗争当做社会发展的中心。如果仔细阅读《资本论》，可以看出，他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人是生产的动物，一切经济价值都是人的劳动创造的。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他说：“剩余价值是雇用劳动力生产出来的。资本购买劳动力，为此偿付工资。劳动者创造出并不属于他而属于资本家的新价值。他必须劳动一定时间来重新生产出与他的工资相等的价值。可是，当这个相等的价值还原以后，他还不能停止劳动，而要继续工作些时间。他在这个超额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新价值，因而也就是超出他的工资数量的新价值，就构成了剩余价值。”
历史的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人们在进行社会生产的同时，也访问演出参与了一定的、不可缺少的、而又独立于他们意志之外的关系，这就是和他们生产的物质力量特定发展阶段相符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就是真正的基础，在那上面筑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结构，以及与之相符合的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他们之间的通信对于《资本论》研究者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通信表明了恩格斯对《资本论》所作的贡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马克思同某些形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恩格斯去世之后，考茨基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袖地位。考茨基把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归结为一种渐进主义。他认为工人阶级要废除资本主义国家和取得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而不必推翻现存的结构。伯恩施坦1896年在《新时代》更撰文说，马克思主义需要加以修正，引起了很大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了俄国。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俄国的是列宁。列宁虽然是马克思的学生，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只限于重复马克思的结论。列宁十分重视辩证方法。同时他还非常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斯大林提出了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教义。
除了在苏联所宣布奉行的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还出现了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另一种观点。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进行革命。而且这个革命不能孤立地进行（斯大林认为可以孤立地进行）。它必须是世界性的和持续不断的，必须反对所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并且要利用本国的胜利去推动国际的斗争。在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某些方面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它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主张由工人管理工厂。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宣称它反对政治、经济、社会等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因此它同19世纪拉丁美洲的玻利瓦尔的自由主义民主和泛美主义有着渊源关系。
20世纪后半叶，与马克思的名字相联系的思想被应用于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以致不能再把单独某一种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各个社会民主党已放弃它们的传统纲领和教义。在苏联，列宁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正式教义。在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技术社会的一种存在主义的反抗而获得新生，有些著作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其他思想家如尼彩、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等的思想混合起来。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已经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某种态度，而不是一种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
至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则与中国历史、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有别于苏联和欧洲各国共产党，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毛泽东思想。
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差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象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它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
密尔《论自由》
人绝对不是生物的君主：每一种生物都在同样完满的水平上，站立在人旁边。
尼采《反基督》（14）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0.15—1900.8.25）19世纪德国哲学家。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出生于普鲁士牧师家庭。1858年就读于德国有名的普福达寄宿学校。1864年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次年放弃神学，转入莱比锡大学。1869年任巴塞尔大学（瑞士）古典语言学教授。第一部著作是《悲剧的诞生》（1872）。他认为希腊人生来爱好韵律、自制、和谐，他将这些称之为“阿波罗精神”。但是他认为人们不应忽视“狄奥尼索斯精神”——即非理性主义的激情，只有驾驭了它才可能产生希腊文学艺术。悲剧起源于两者的熔合，理性主义只能扼杀它。尼采把叔本华的思想称为“佛教徒的虚无意志”，并从其中解脱出来。从希腊悲剧中，他看到勇敢地对付生活中的恐惧，同时肯定人生的美好事物是完全可能的。1878年发表5本格言集中的第一本，书名为《太有人性的人》，以此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1879年因病辞却巴塞尔大学教职，专事著述。由于失恋，尼采感到孤独与绝望，于是写了谶语式的格言著作《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或《苏鲁支语录》，试图全面阐述其思想。前3部分（1883~1884）根本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第三者部分尼采只私人印刷了40本，后来在朋友之间散发了7本。在《善恶之彼岸》（1886）和《道德体系论》（1887）中，尼采用通俗的散文形式解释了他的思想。1888年发表《瓦格纳的境遇》，涉及文化、堕落等问题。同年丹麦文学批评家布兰代斯在哥本哈根大学举办尼采讲座，首次公开介绍尼采的著作及其思想。1888年尼采还写了却部著作《偶像的薄暮》（1889）概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基督教之敌》（1895）专门批判基督教；《试观其人》（1908）回顾了他的一生；《尼采和瓦格纳》（1895）一书汇集了他早期著作中有关瓦格纳的所有章节。1889年元月初，尼采摔倒在地，从此精神失常，一蹶不振。尼采的妹妹整理出版了他最精彩的笔记《权力意志》（1901），这些笔记很有研究价值。在德国，尼采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作家，其诗作也颇有影响。但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德国一位重要诗人贝恩曾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所讨论的企图领悟的所有事情，实际上尼采早就详论过这一切。他发现的是最后的准则，其余不过是对这些准则作解释而已。”
人是在动物和超人之间一条绷紧的绳子——一条越过深渊的绳子。
尼采《札拉图斯拉如是说》
人类生来有个倾向，就是：他想做的事情比他神经中枢已有现成准备的事情还多。其他动物的行为，大多数是机械的，自动的。但人的行为数目太大，所以以大多数都必须从艰苦的学习而来。因此，假如练习不会弄到完善，假如习惯也不能节省神经的和肌肉的能力的耗费，那末，他不免陷到苦楚可怜的境况了。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15）
詹姆士·威廉  （James,William. 1842—1910）：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在许多方面人是最凶残的野兽。如浮士德所说，象所有群聚的动物一样，“人的野性中有两个灵魂”，一种是友好相处、好善助人的灵魂，另一种是对同类嫉妒和敌对的灵魂。虽然一般来讲，没有同类，人就是无法生活，但是就某些人来看，结果反而是无论与谁在一起，他都不能生活。被强制拉入一个部落，他仍有权决定，他所在的部落应由哪些成员组成。杀掉一些使人厌烦的人，常常是保留下来的人的好机会。杀死邻近部落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只会引起冲突，但对整个部落有好处。因此，我们人类是在血淋淋的摇篮里哺育成长的；因而人类的联系纽带变幻无常，昨日的敌人很容易成为今日的同盟者，今日的朋友成为明白的敌人易如反掌；我们作为大屠杀舞台上成功角色的直系代表，不论或许也具有比较多的爱好和平的美德，我们必然会继续屠杀下去，随时会狂热起来，突然喷发出积虑已久的邪恶的本性，我们正是凭借这种本性，通过无数次大屠杀，伤害别人，保护自己。
威廉?q詹姆士《心理学原理》
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唯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
威廉?q詹姆士《在和平宴会上的讲话》
人与下等动物不同，因为人保存着他的过去经验。过去所经历的事还能再现于记忆，而现在所遇到的事，周围都有许多与既往相类事件的思想。至于动物，所有经验都是随起随灭的，各个新的动作或感受都是孤立的。惟独人类自有一个世界其中所有事件都充满既往事件的许多反响、许多回忆，其中事事均能引动其他事物的回想。人类与山野间的兽类不同，他不仅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的象征的世界。一块石头，不只是人撞上去觉得硬的东西，而且是他的前人的纪念碑。一堆火，不独是能燃烧而温暖的东西，而且是家庭悠久生活的象征，游子久别归来所响往的欢乐、营养和庇护的永久泉源的标帜。人与炎炎烈火相触，必致受伤，但对于炉床他却丝毫不畏避，反而崇拜它，并且为它而战斗。举凡表识人性与兽性有别，文明与单纯物质相异的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人有记性，保存着而且记录着他的经验。
杜威《哲学的改造》（16）
杜威 （Dewey, john. 1859—1952）：美国哲学、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之一。
一个哲学家向我们解释说，构成人的尊严的正是我们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理性。……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意义。理性是人的显著标志，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它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在这个单方上，艺术的精美作品在理性中能够确有价值，这也是理性所赋予的。但是我们必须解释它的规律是怎样绝对，为什么要服从它们。理性只能提出理由，而我们显然总是随意反对其他理由。让我们不要仅仅断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表现的理性，凭借其最高价值迫使我们尊敬它，要求我们服从它。我们必须补充说，在理性的背后，存在着一些人，他们使人类神圣，因而他们给理性盖上神圣特性的印迹，这种特性本质上是属于人的。正是这些人把我们拉向理想社会，而我们却屈服于现实社会的压力。
柏格森《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17）
柏格森（Bergson, Henri. 1859—1941）法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的代表。
说存在先于本质，是什么意义？它意味着，第一，人存在、出现、登上舞台，只是在此之后才限定自己。倘若人象存在主义者所设想的，是不能限定的，那是因为他最初是虚无。只是后来，他才是某种东西，他自己形成他将来的样子孟春而不存在人性，因为上帝没有设想它。人不仅是他自己设想的东西，还是他强入存在之后，希望自己成为的东西。
萨特《存在主义》（18）
萨特 （Sartre,
Jean-Paul.
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创者。

人的处境

人为妇人所生，生命短暂，多有患难。他如花而来，又被割下，飞去如影，毫不存留。
《旧约全书?q约伯记》
可恶的肚皮，你能瞒过它的饥饿？
它带来多少不幸的日子！人们配备坚实的
船舰到波涛汹涌的海上——给别人带去灾难，
就是为了肚皮要吃饭。
荷马《奥德修纪》
人们普遍承认，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同样的动机常跟着同一的原因而来。野心、贪心、自爱、虚荣、友谊、慷慨、为公的精神，这些情感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而且现在仍是我们所见到的人类一切行为和企图的泉源；这些情感混合的程度虽有不同，却都是遍布于社会中的。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17）
休谟 （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怀疑论者。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戏院，在那里，每一事件发生的动机和原因完全掩而不露，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既无足够的智慧去预见，也无力量去阻止未来的事件，我们不断地受到灾害的威胁。我们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丰富与缺乏之间永远摇摆不决，它们是隐秘、未知的原因在人类中间分配的，它们的活动是无法预料的，永远不可理解的。
休谟《宗教自然史》
强制与与暴力，虽是政府的最坏最危险的工具，而权术与劝说，虽总是最容易最安全的工人，但人类似乎生来就是傲慢的，除非他们不能或不敢使用坏的工具，他们总是不屑使用好的工具。
亚当?q斯密《国富论》
我认为我完全可以提出两个假设：
第一，食物是人类存在的必需品。
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必要的，几乎会像现在的状况保持下去。
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认识以来，这两个规律似乎是人性固定的规律，正如以前我们不曾见过它们中有其他选择一样，我们无权断言，它们将不再是现在的样子，它们不再处于最初安排宇宙体系的上帝的权力直接作用之下；为了其创造物的利益，上帝仍然按照固定的规律实施它的各种各样的作用。……
我的假设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人口的力量显然大于地球为人类生产食物的力量。
人口未抑制时，以几何基数增长。食物只是以算术基数增长。稍微知道数的人会知道，第一种力量比第二种力量大的多。
由于自然规律使食物成为人的生活的必需品，这两个不平衡力量的结果必然保持平衡。
这意味着，通过获取食物的困难，强有力地、不断地抑制着人口。获取食物的困难会落到某些地方，大部分人类必然会严重地感觉到这种困难。
通过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用它的最大方和最慷慨的手法广泛地散布了生命的种子；可是它在为扶养它们所必需的空间和滋养料方面都比较吝啬。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胚胎，假使能自由的发育的话，则在几千年里就能填满几百万个这样大的世界。必要性，这个专横而又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植物的族类和动物的族类都僵缩在这个大禁律之下；而人，也不能以任何有理性的努力逃避得了它。在植物和动物中，它的后果是白费种子、疾病和旱天；在人类中，它的后果是不幸和罪恶。前者，即人类的不幸是它的绝对必然的后果。罪恶相当可能是它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它广泛地存在，但是也许它不应叫作绝对必然的后果。德性的磨炼是抵制罪恶的诱惑。
人口与土地产量这两种力量的天然不平衡，是我们大自然的伟大规律，它必然使其后果永远保持平衡，它形成的极大困难，对我来说似乎是达到社会塞满的难以克服的东西。所有其他的论据都是微不足道的，与它相比，是次要的考虑。我决没有看到，人可以逃避这个规律的重压，它弥漫于一切生灵之中。虚构的平等、充分调节土地，甚至在一个世纪中都无法改变它的压力。所以，它与这样一个可有存在的社会是对根本对立的，在这个社会里，全体成员应该舒适、幸福、比较悠闲地生活，不奢望社会给他们和其家庭提供生活资料。
因此，如果前提是正确的，结论最终是与群众的可改善性相对立的。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20）
马尔萨斯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
一个非常清楚、非常基本的真理是，我们每个人和多多少少与我们有关的人，其生活、命运和幸福，都依赖于我们对一个比赛规则的认识。……这个比赛进行了数不精的年代，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他或她自己的比赛的棋手。棋盘是世界，棋子是宇宙的现象，比赛规则是我们称作的自然规律。对手掩而不露。我们知道他下棋总是公正、合理和有耐心的。但是我们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他决不会放过一个错误，也丝毫不允许无知。对于好棋手，他给与过分慷慨的最高奖励，这是强者对强者表示的喜悦。拙劣的棋手将被将死，——不慌不忙，但又毫不留情。
托?q亨?q赫胥黎《自由的教育》
有三种物质的东西，不仅有用，而且是生命的基础。只有得到它们，“人们才知道怎样生活。”
这就是纯净的空气、水和土。
有三种非物质的东西，不仅有用，而且是生命的基础。也只有得到它们，人们才知道怎样生活。
这就是赞美、希望和爱。
赞美——分辨的能力，在可见的形式上，从美的东西和人的品质上高尚的东西中得到喜悦；力求创造形式上美的东西和品质上高尚的东西。
希望——不论我们还是其他人，通过真正的远见，认识以后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东西；必须根据我们的能力，坚持不懈地一往直前，才得到它们。
爱——爱家庭和邻人，信任和满足。
罗斯金《唯心主义者对时代的指责》（22）

罗斯金
（Ruskin,
John.
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和艺术家。
值得存在的生活最需要假设，如果不假设，最不可能有结论。
桑塔亚那《理性生活》（23）
桑塔亚那 （Santayana,
George.
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和学者。
笑着的哲学家与哭着的哲学家丝毫没有对立：同样的情况使人笑，也会使人哭。没有任何全心全意的人，没有任何健全的艺术能够局限于一种情绪。
桑塔亚那《人与处境》

人之伟大

失败可能有许多道路，成功只能有一条道路（理由是，一个容易，一个困难——失掉名声容易，得到它困难。）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不存在没有一点疯狂的伟大天才。
塞内卡《论心灵的平静》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益处呢？
《新约全书?q马太福音》
没有任何伟大的事物……是突然产生的，因为即使葡萄和无花果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倘若你现在对我说，你要一个无花果，我将回答你说，它需要时间：它需要先萌芽，后结果，然后成熟。无花果树的果实不可能一个小时里突然长成，你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容易地拥有人的思想的果实吗？即使我告诉你会如此，你也不要期望它。
爱比克泰德《语录》
一个聪明的人应该永远沿着伟大人物开辟的道路前进，永远模仿曾显赫一时的那些人，即使他的能力不及他们，这样做，至少可以带有伟人的气味。让他象聪明的弓箭手那样行动吧，弓箭手想要射太远的靶子时，知道自己的弓力能达到的范围，便把瞄准点定在高于靶子的地方，箭不会中得太高，而可以借助重力射中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24）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Niccolo.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
我们不妨把人类野心的三个种类也可以说是三个等级来区分一下。第一是要在本国之内扩张自己的权力，这种野心是鄙陋的和堕落的。第二是要在人群之间扩张自己国家的权力和领土，这种野心虽有较多尊严，却非较少贪欲。但是如果有人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那么这种野心（假如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是比前两种较为健全的较为高贵的。
培根《新工具》（25）
培根（Bacon, Francis. 1561—1626）：英国法官、朝臣、政治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人：君主或国家的仆人；名声的仆人；事业的仆人。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要寻求权力而失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是一种奇异的欲望。
培根《论高位》
不久以胶，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凯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象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杰出人物，才起码正是伟人；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尔泰《哲学通信》（26）
伏尔泰
(Voltaire
Francois-Marie
Arouet.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小说家、散文作家和剧作家。
说真话，我并不相信人们就敢把牛顿的哲学比笛卡尔哲学，比得半文不值：后者是一种尝试，前者却是一种杰作。但是把我们引上真理道路的人或许也足以跟那个从那时起始终站在真理道路上的人媲美吧。
伏尔泰《哲学通信》
有些人确实出色但又非常邪恶，他们的才能使他们的罪恶显赫一时，有了这种人，邪恶这事不会完全被人憎恶，因为没有东西能够全部剥夺他们的优点：但是在所有时代，这种人都一直是世界的败坏者，他们的共同特征不过是一种应该永遭唾弃的无痛苦的谋杀。
约翰逊《漫步者》（27）
约翰逊
(Johnson, Samuel. 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真正伟大的天才永远具有良知。
鲍斯威尔《约翰逊传》（28）
鲍斯威尔（Boswell,
James.
1740—1795）：苏格兰传记作家，是英国著名文人S.约翰逊的朋友和传记作者。
国家一旦建立，就不再可能有英雄存在，英雄只出现在未开化状态。英雄的目的是合法的、必然的和政治性的，而且他们以实现这种目的为自己的事业。英雄之建立国家，实施婚姻和农业，当然不是以为自己被承认有这种权利。这些行为还是作为他们的特殊意志而表现出来的。但英雄所实施的那种强制，作为理念对抗自然性的更高的权利，乃是一种合法的强制，因为采用温和手段来对抗自然的暴力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
黑格尔《法哲学》
等级，地位或出身的差别，远远没有那把千百万人和极少数杰出的人物划开一条鸿沟的差别那么大。千百万人只知道把他们的头脑用来为他们的肚子服务，换句话说，只知道把头脑当作意志的工具；而极少数杰出的人物，却大胆地宣布：不！那样不行！我的头脑只能够积极地为它自己服务！它将力图却领会这一世界奇妙而又丰富多彩的景象，然后用某种形式，不论是艺术的或文学的，将之再现出来，以解答我作为一个个人的性格特征。这才是真正高贵的人，这才是世界上真正的贵族。至于另外的人，无非是奴隶，是跟泥巴打交道的人——gleboe adscripti(附着泥土)。
叔本华《天才》
天才人物与他们自己短暂的生命相比，却是一座矗立在一块小小的地基上的大厦。人们站在大厦面前无法辨明它有多大；同样，一个天才海关的时候，人们无法做人他的伟大。待到一个世纪后，世界就会承认他的伟大，渴望他能够回来。
叔本华《声望》
伟大的人物是人类的真正教导者，他们自然不关心与他人长期合作；就如同学校的校长对周围孩子们乱糟糟的游戏不感兴趣一样。这些伟人的使命是引导人类渡过错误的大海，到达真理的天堂——把人类从野蛮粗鄙的黑暗深渊，带到有文化、有教养的光明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伟人并不真正发球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从童年起感到自己与别人有明显的差别。但是经过岁月的流逝，他们才逐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他们生活方式的孤独增强了他们智力上的孤独；他们决不接近在某种程度还未摆脱粗鄙的那种人。
叔本华《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一般人的令誉和光荣就在他能跟随那个发端；就在他能够从内心对那些聪明的高贵的事物有所反应，并且睁着眼睛被引向它们。我绝非在鼓吹那种“英雄崇拜”，奖励有天才的强者以强力白领世界的统治，使世界不顾自身而唯他之命是听。他所能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们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看来，在仅仅是一般群众的意见到处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支配势力的今天，对于这种倾向的一个平衡力量和矫正办法，正要那些在思想方面立于较高境地的人们愈来愈多地发挥其断然的个性。在这种环境中，那种突出的个人特别不应当受到吓唬不去做，而应当受到鼓励要去做出与群众不同的行动。在别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时，必须不但与群众不同而且比群众较好，才算有些益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只要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只要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
密尔《论自由》（29）
密尔
(Mill, John
Stuart.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
象伟大的时代一样，伟人是火药，在他身上聚积着极大的能量；他们产生的必要条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着，在他们来到之前，已经长期积累、聚合、节省、保存着——很长时间没有爆炸。
尼采《偶像的黄昏·天才的远征》
伟人是必然的，他们出现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几乎总是成为他们时代的大师，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强者，还因为他们是老者，在他们产生之前，力量已经积蓄了很长时间了。
尼采《偶像的黄昏·天才的远征》
环绕我们的庞大世界对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考验我们。有些考验，我们轻易就对付了，有些问题；我们以明说的言语回答。可是，从来提出的最深的问题只许作一种答复，就是：在我们说“是，我立志就要它这样！”之时意志的默默拗转以及我们心弦的紧张。一个可怖的对象出现，或是全部生活转出黑暗的无底深渊到我们眼前之时，我们中没有出息的人就完全抓不住当然局势，这些人或是转移他们的注意以避免这个局势的困难或是假如他们做不到这个，就崩溃成了埋怨而恐怖的一团团的软体。要正视并同意于这种对象所需要的努力，出乎他们能力之外。可是好汉的作为就不同。在他看来，这些对象也是恶毒的，可怖的，不受欢迎的，与所愿望的事情不两立的。可是，假如必要，他能够对付这些，并不因此他对生活的其余部分的把握。这样，世界发现好汉是与它相称的对手和伙伴；并且他所能够发出以竖起他的脊梁，镇定他的心志之努力，是他在人生的竞技中的价值和功能之直接量尺。他当得起这上世界。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前天情况使得比他软弱者垂头丧气的场合，他还能保持自己的志气。他还能够在这世界内寻到兴味，不是用“驼鸟埋头似的忘记”，乃是用肯担当含有那些障碍物的世界之纯粹内心情愿。由是他就变成生活的一个主人翁。从此以后，他必须被算在数内；他就成了人类命运的一部分。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
人生就象是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在文学的领域之中，我们找到了我们所渴望的那种多样化的生活。我们似乎随着某一特定人物死去，实际上他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随时准备着下一个人物死，而再次象征性地死去。
弗洛伊德《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30）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男人和女人

谁能找到一个有德性的妇女？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旧约全书·箴言》
美狄亚
女人总是什么都害怕，走上战场，看见刀兵，总是必惊胆战；可是受了丈夫欺负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心比她更毒辣！
欧里庇得《美狄亚》（31）
欧里庇得
(Euripides.
Ca.
484BC—406BC)：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美狄亚
我们生来是女人，好事全不会，但是，作起干事来却最精明不过。
欧里庇得《美狄亚》
他（格劳孔）答复说，你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女性一般比男性低劣：尽管很多女人在许多事情上优于男子，但总体而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苏格拉底）说，如果这样，则一国中没有专属于女人的特殊机构，也没有专属于男人的机构，男人和女人的天赋是一样的；男人所追求的也是女人所追求的，但是总的来说，女人劣于男人。
柏拉图《国家》
在一切动物种类中，都可发现雌雄之分，自然在两性的精神特征上也有类似的区分。这种差别在人类、大多数动物和胚胎哺乳动物中最为明显。母动物性格比较温和，使快便可驯服，比较乐意接受抚摸，较易于驯教；例如，拉科尼亚种的狗，母的比公的聪明伶俐……。
在所有情况下，除了熊和豹以外，母的都没有公的勇敢；至于这两种例外，母熊和母豹勇猛超过公的。所有其他动物，母的比公的性情温和、比较狡诈、比较聪明、比较易冲动、比较关心哺育孩子；另一方面，公的比母的勇敢、比较凶狠、比较蠢、狡诈较少。这些性格差异的痕迹，或多或少到处都可见，但是在性格有比较发展的动物身上尤为可见，在人身上最为明显。
事实上，人的本性最完满无缺，因而在人身上，上述的品质或能力会得到其完满的发现。因此，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性心，比较易于感动落泪，同时，比较爱嫉妒，比较爱发牢骚，比较轻易骂人或打架。此外，她比较易于沮丧，比男人易失希望，比较缺乏羞耻心或自尊心，谎话较多，比较爱骗人，记性较强。她还比较警觉，较为畏葸，较难以唤起行动，需要的营养较少。
如前所说，雄性比雌性勇敢，比较富有同情，较易提供帮助。甚至在软体动物中，墨鱼受到鱼叉的打击时，雄的准备帮助雌的；但是在雄的受到袭击时，雌的便会逃走。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
关于民法与自然法的抵触
……
这个法律……规定任何女子和人通奸，如果与该人结婚前没有把这件事向国王呈报的话，须予判罪，这是违反大自然赋予的保卫贞操的权力的。而且，强迫一个女子作这种宣告是不合理的；这如同要求一个人放弃保卫自己的生命一样合理。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妇女当然可以教养得很好，但是她们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东西。妇女可能是聪明伶俐，风趣盎然，仪态万方的，但是她们不能达到优美理想的境界。男女的区别正象动物与植物的区别：动物近乎男子的性格，而植物则近乎女子的性格，因为她们的舒展比较安静，且其舒展是以模糊的感觉上的一致为原则的。如果妇女领导政府，国家将陷于危殆，因为她们不是按普遍物的要求而是按偶然的偏如和气氛而受到教育，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际生活而不是通过获得知识而受到教育的。至于男子则唯有通过思想上的成就和很多技术上的努力，才能达到他的地位。
黑格尔《法哲学》
妇女适宜作我们童年的保姆和教师，事实上她们本身是幼稚的、轻薄无聊的、目光短浅的；一句话，她们整个一生中都是大孩子——即在幼童和成年男子（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之间的一种中间环节。
叔本华《妇女》
女性的根本缺点是无正义感。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妇女缺乏推理和审议的能力；而且还可追溯到大自然安排她们处于性别上弱者的地位。她们所依赖的不是体力，而是诡计；因而本能地具有巧取的能力和不可根除的说谎倾向。正如狮有爪和牙齿，大象和野猪有长牙，牛有角，乌贼有黑液一样，大自然也如此装备了妇女，给她们掩饰的技巧，以保护自己；大自然给予男人的是体力上和理性上的力量，而只给予妇女这种智术。因此，掩饰是女人的天性，无论愚笨者还是聪明的人，在这种品性上几乎是相等的。无论任何场合中，她们使用这种智术，就如同动物在受到攻击时，使用它们的保护工具一样自然；她们觉得她们这样做是自己的权利。所以，完全诚实而不掩饰自己的女人，大概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她们非常迅速地识透别人的掩饰，使别人用此术对待她们成为并不聪明的东西，她们这样做是明智的。
叔本华《妇女》
男人之间的自然情感是漠不关心，女人之间的自然情感是真相仇敌。这是因为，同行的嫉妒（odium figulinum），在男人中不超过他们自己特殊职业的范围；在女人中却包括全部同性的人；因为她们只有一种职业。当女人在街上相遇时，彼此相视，就象格尔夫党人遇到吉伯林党人一样。
叔本华《妇女》
男子比女子更为勇敢、好斗，更有精力，而在发明的天才上，也要强些。他的脑子是绝对地要大些，但他的身体既然也高大些，据我所知，这些较大较强的情况是不是光表示一个比例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确定。在女子，面部要圆浑些，上下颚和头颅的底部要小些，躯干的轮廓也圆浑些，而某些部分突出得多些，她的骨盆要比男子的宽阔些，但后面这一特征也许不该算作一个第二性征，而更恰当地说是个第一性征。女子发育成熟的年龄要比男子为早。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两性之间在理智能力方面主要的区别是，男子无论从事甚么，造诣所及，都要比女子高出一筹——所从事的业务所要求的或许是深沉的思考，是推理、是想象，或许只是感官及两手的运用，都是一样。如果我们选编两张名单，一张男的，一张女的，把历来最杰出的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包括作曲和演奏在内），每一类下面都选列半打人名，这两张单子是经不起一比的。我们又不妨根据平均离差的这一法则，有如高耳屯先生在他的著作《遗传的天才》中所曾一清二楚地表明的那样，而加以推论，认为如果一部分男子在许多学科上有有力比一部分女子达成一个无可置疑的高度的造诣的话，那末，一般男子的平均心理能力一定要在一般女子的平均之上了。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幸运的是，在一切哺乳动物中间，更为广泛流行的是两性遗传均等的确一法则。否则，男子在心理天赋上的超越于女子就有可能象雄孔雀在翎毛装饰上超越雌孔雀一般，那就不免太悬殊了。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人类很久以来已经??弃支持妇女不应当有选举权的结论的唯一前提。现在没有人认为妇女应该处于个人奴役的地位，没有人认为她们不应该有思想、愿望或职业，而只是丈夫、父亲或兄弟的家庭苦役。允许未婚妇女和已婚妇女同男子一样保有财产，以及保有金钱的和商业的利益。妇女应该思想，写作和做教师被认为是合适的和正当的。这些事情一被承认，政治上的取消资格就无据可依了。现代世界的整个思想方法，是越来越强调反对社会有权决定个人适合做什么和不适合做什么，以及允许他们做什么和不允许他们做什么。如果说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是有用的话，那就是证明这些问题只能由人们自己作出正确判断，并证明在完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在存在着实际上资质差别的地方，多数的人将从事他们一般说来最适合的事情，只有个别的人才会采取异常的行动。要么现代社会改良的整个趋势是错误的；要么它应当贯彻废除一切排斥个人或使其无能力得到诚实服务机会的做法。
密尔《代议制政府》
我们看到，就总体来说，男人与女人有一种共同的差别。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妇女，在她可能会遇到的所有一般的环境中，会出于本能做出敏捷而可靠的反应。她的爱好和厌恶已经形成；她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将保持一生。她的性格事实上基本定型。一个小伙子在所有关些方面是多么不如她呀！他的性格处于凝胶状、尚未成型，在每个发展方向都想继续试试。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对自己表现这种力量的方式一无所知，与他的姐妹相比，他还未形成明确的轮廓。但是他的头脑以特殊的方式缺乏敏捷倾向，但是这种状况都可以保证，它最终将比女人的敏捷更有效。没有成见的头脑是一般原则成长的基础；男人的大脑间接地借助这些原则处理新的和复杂的问题，女人用直接的直觉的方式，在它们范围内令人赞叹地、敏捷地思考问题，但想对付复杂的问题却是徒劳的。
威廉·詹姆士《心理学原理》
家庭是姑娘的监狱，是妇女的济贫院。
萧伯纳《人与超人》（32）
萧伯纳
（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英国剧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社会主义者。
妇女问题本来是各种民族所欲了解而终未了解的问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教程》
我们得承认妇女很少有正义之感，而这又和她的妒有关；因为正义的要求只是妒的变化；这些要求也就是令人愿意消妒的条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教程》